对调查人员的供词），同一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因文体不同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点，这也显示了巴别尔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当然，这巴尔马绍夫是个大老粗，写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秽语（如“上帝拉屎”之类），但看得出来，他捏起笔来就喜欢拽词，很想写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这样抒情的段落——“响起了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思绪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这很契合初学文化的人的笔墨。巴尔马绍夫显然是在部队学的文化（在《叛变》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种田人），《红色骑兵报》上的说法也学得很溜，从这些语言的细处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翻了个儿的世界”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部队文化也灌输给他一整套意识形态教条，两篇小说都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的语言特点。譬如，当说到要枪毙女私盐贩子时，他写道：“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处于疾风骤雨般的大动荡年代，这种修辞方式带来的极度夸张的庄严感很容易满足人们膨胀的心理，如此自以为是表彰自己的“正义”对巴尔马绍夫来说确也显得顺理成章。显然，巴别尔对这一人物的语言表达做了精心考虑，既有强词夺理的癫狂，也不失草根社会的幽默风趣，同时又把屠戮和胡闹加以崇高化，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杂耍似的喜剧风格。

巴别尔写作《红色骑兵军》时才二十八、九岁，对各个阶层的语言都能掌握得那么好，这让人大为惊讶。不用说，这跟他“到人间去”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专有一章写到巴别尔，其中他带爱伦堡去小酒馆聊天的情形给人印象尤深。巴别尔喜欢在各色人等中间混来混去（爱伦堡说，他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朋友——工程师、驯马师、骑兵、建筑师、养蜂人、钢琴师……），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各种场景各种细节，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兴趣。

当然，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运用辞格的技巧，有时语言本身就是某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巴别尔特有的叙述风格。在《夜》那一篇里，写了一个叫加林的部队办报秀才，如何追求列车洗衣妇的故事。作为爱的表白，阿Q跟吴妈直说“我和你困觉”，而加林却对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东扯西，整一个晚上喋喋不休，从俄国皇室之乱说到党中央“因势利导”改造哥萨克军队，又扯到第一骑兵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