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足数支付），逐步取代旧钱、铁钱（在非四川地区）的流通地位。

同时，规范“会子”发行，设立“会子务”专管，严格控制发行量，保证铜钱兑付能力，并允许以新钱、金银兑换会子，增强其信誉。

第三步，配套措施：“打击私铸，严惩奸商”。

颁布《私铸钱法》，量刑极重。凡私铸铜钱者，不论主从、数量，皆处死，家产抄没，家人流放。

提供场地、工具、原料者同罪。

知情不报者连坐。鼓励告发，赏格丰厚。

对于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阻挠新钱流通的奸商巨贾，一经查实，严惩不贷，轻则罚没家产，重则流放充军。

同时，朝廷利用市舶司、榷场等渠道，有限度地进口铜料，并鼓励民间探矿、报矿。

改革之初，阵痛剧烈。

民间财富在兑换中事实上的“缩水”，引发了不少怨言；一些地区因新钱投放不足，出现了短暂的交易困难；豪强奸商的反弹暗流涌动。

但朝廷意志坚定，措施果断，加上新钱本身质量过硬，逐渐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几个月后，效果开始显现。

市面上劣钱、恶钱迅速减少，交易时不再需要反复验看、称量，效率提高，纠纷减少。

新钱信誉建立后，囤积良钱的现象得到遏制，部分窖藏铜钱开始回流市场，缓解了“钱荒”。

物价在短暂波动后渐趋稳定。

“会子”因有充足新钱和金银支撑，信用提升，使用范围扩大，尤其在跨区域大宗交易中更为便利。

统一的币制，如同给帝国经济打通了任督二脉，货物流通更加顺畅，朝廷税收也因币值稳定而得到保障，为应对未来巨大的军费开支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当然，币制改革远未彻底完成。

四川铁钱问题、铜料短缺的根本矛盾、会子的长期超发风险等，依然存在。

但第一步已经迈出，并且是坚定而有力的一步。

当临安的市民逐渐习惯使用崭新、规整的“绍兴通宝”进行日常买卖时，当远方的商队携带轻便的会子而非沉重的铜钱穿梭于南北时，一种新的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这秩序，内可安民富国，外可支撑强军，是帝国应对那即将到来的、最严酷考验的又一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