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企业家称号。十年过去，当时的十大企业家，有的转行到了政府部门，有的沦为破产企业的老总，易中岭则一转身成为私营企业老板。

“今天从藏区弄了点好东西，我可不敢独享，特地把老哥叫过来。”易中岭笑吟吟地道，“老哥，上次给你说的事情，只要办好了，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子孙三代不愁吃不愁穿。”

蒋希东为难地道：“此事大不易，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讲究。”

易中岭鼓动道：“我们以前是小打小闹，赚点辛苦钱，还要提心吊胆，这一次黄子堤铁定要当市长，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齐了，我们还怕什么？如果这一次机会都不敢抓住，等你退休以后就领点退休金，到时后悔莫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金科玉律。”

蒋希东沉默不语。

易中岭自言自语了一段，终于说出了真实意图：“我们两人合资成立股份公司，你把业务转到我这边来，凭着你我的人脉，业务渠道也是现成的，新厂没有任何负担，肯定红红火火。这事神不知鬼不觉，你别犹豫了。”

蒋希东喝酒，不表态。

“蒋兄，我当年为了铜杆茹厂是拼了老命，差点受了牢狱之灾，如果不是福大命大，现在还在监狱里度日，前车之鉴啊！”

蒋希东默然，良久才道：“我对绢纺厂有感情，于心不忍。”

“不对企业残忍，就是对自己残忍，国有企业弊端丛生，绢纺厂迟早要被市场淘汰。”

尽管牦牛鞭很正宗，可是蒋希东食之无味，吃完饭，便开车离开。来到了厂区，远远地看见灰色的房屋，蒋希东的心情跟着灰暗起来。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科技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52年以来我国承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外交活动。二十名穿着中式对襟唐装的APEC领导人走出上海科技馆大厅，来了一次合影，此情此景，通过电视转播传遍了全球。

侯卫东与水电局几位副局长一起收看了电视转播，等到现场直播完毕，他笑着对副局长周小红道：“周局，今年我们开春节茶话会，要向APEC学习，一律穿唐装。”

周小红道：“你们穿唐装，难道让我们女同志穿旗袍？大冬天，冻死个人。”

对于这位岭西省曾经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沙州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周小红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以前“南霸天”局长声如洪钟，经常吹胡须瞪眼睛，她并不怎么害怕，在开班子会时，多次与“南霸天”顶撞，弄得老局长拍了多次桌子。而侯卫东到了农机水电局以后，并不怎么管事情，说话总是面带笑容，周小红反而在他面前很是谨慎，她有时也奇怪：“我为什么要怵侯卫东，这没有道理啊。”

她有一次将这个想法给沈东峰讲了，沈东峰道：“侯卫东与‘南霸天’不是一个时代的干部，南局也就是声音大一些，侯卫东前途无量，得罪了他后患无穷。”他觉得没有说清楚，又补充道，“或许是侯卫东少年得志，官威重，让我们感到有压力，他这人关系网宽，特别是和吴英关系密切，迟早要上位，我们配合好他的工作，对大家都有好处。”

周小红对沈东峰的观点深以为然。

侯卫东没有继续唐装话题，他对沈东峰道：“刚才穿唐装是玩笑话，我有另一个建议，到今年元旦时，请局里老同志到新建的办公楼前转一转，虽然还是一个工地，可是让他们看看未来的新家，欢欢喜喜，能过个好年。”

他说这句，是有针对性的，在座的水电局班子成员都听得明白。

农机水电局老干部并不多。由于老局长“南霸天”出身于计划经济时期，为人很是节俭，水电局的待遇相对较差。局里老同志退休以后无所事事，喜欢串在一起，自然会谈到各单位待遇，有了横向比较，老同志对“南霸天”心里就窝着火。虽然不能将“南霸天”怎么样，可是阴暗潮湿的话在各个单位老同志之间串来串去，对单位的名声总不太好。

侯卫东初到水电局，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清了局里的家底，局里的财务困境让他很有些吃惊，仔细看了水电局的支出明细，当时他跟沈东峰有过几句对话。

“水电局项目不少，而且都是大块头项目，按常理这些钱雁过拔毛，水电局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为什么搞成现在这样？”

沈东峰大倒苦水，道：“南局长有严令，所有项目资金必须全额用到项目上，不准机关截流一分钱，谁敢伸手，他翻脸不认人，甚至有时他还将局里不多的办公经费贴出去用。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工作，我们领导干部无可非议，可是普通干部就有了意见。”

听了沈东峰如此说，“南霸天”的形象顿时在侯卫东心里高大起来，而且不是一般的高大，是巍峨，心道：“‘南霸天’还真是好干部，只是他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办了利民的好事，反而惹得机关一片非议之声。”

侯卫东底气十足地道：“南局的好传统我们要保持，不过后勤保障也要跟上，这事算在我的头上。凡是经费有困难，尽管开口，我会想办法解决，既要搞好工作，又要让干部在允许范围内得到实惠。大家都是拖儿带女，经济宽裕一些总是好事。”

“南霸天”与财政局历届局长关系都不好，害得沈东峰在财政局吃了不少白眼，当时听到侯卫东表态，他将信将疑。

后来实践证明，侯卫东与“南霸天”的工作方法确实不一样，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市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