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个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十八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地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三百九十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筵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来看，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五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李世民自己才二十八岁，他的十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綮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