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是根柢不深。1333年他十三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七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不是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下。1340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地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要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俱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九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天顺帝只九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六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Kaishan），他在1299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曾一度将两方之间七十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帖木儿（El Temür），一是康里脱脱（Toghto the Kangli），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Bayan the Merkid），燕帖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1333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帖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 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十三岁做皇帝，十五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五十五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三，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二十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