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里国护照确实可以免签进入别利国，从而免签进入罗巴联盟二十六国。但他们只能以游客身份，既不能在当地工作，也不享受任何福利。

至于五年后能否加入别利国国籍，政策是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需要每个人自己按别利国的规定提出申请，批不批准是别利国的事情。这不是中介机构能够保证的，合同的附录上也有详细的外文介绍。

第二个大坑就是那个酒店。工程建设与项目管理方都在几里国，他们签的是一份投资协议，这属于工程延误方面的纠纷。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死扣，这一批投资人都已经拿到了几里国的国籍，而工程所在地也是几里国境内。几里国公民在几里国境内的纠纷，东国的法院也无法审判。

理论上他们也可以在国内起诉大安洋公司，主张对方在推广项目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只要上了法庭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这些人自身也已经违法了。

东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们办了几里国的入籍手续，却没有向公安以及外交部门报备，仍保留了东国护照与公民身份。

在起诉提交证据的时候，这些信息必然要提交，那么在开庭之前他们就面临一种困境，东国护照会被没收并剪毁。

东国语几里国公民，这两个身份届时只能保留一种。假如他们还想保留东国公民身份，那就不要闹到法庭上，至少不要自己去撞东国执法机关的枪口。

那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可行的维权方式，就是到几里国以几里国公民的身份，起诉酒店项目的建设方与管理方违约，要求收回投资或索赔。

但是奈特律师不建议他们这么做，而且想打这个官司，还得拿到项目方确实没有将投资用于酒店建设的证据……她提供的专业建议大体就是这些。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扯皮。站在耿凡建的角度，他总共付出了一万五千东国币的咨询费、五十万东国币的第三方中介费、十万米金的投资，合计东国币超出了一百三十多万元，仅仅拿到了一本几里国的护照。

酒店项目遥遥无期，投资恐怕是打了水漂，至于入籍别利国的承诺也是一句空头保障，还需要他自己按规定去申请，中介方顶多帮忙填写资料，并不能保证申请通过。

耿凡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同样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一百多号投资人也都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因为疫情，很多事情都延误了，直到去年秋天，东国境内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这边的大雨季结束后，耿凡建又一次辗转来到了非索港。

律师劝他不要来，但耿凡建还是来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敢来！他是来搜集证据的。

第212章、想不明白

耿凡健之所以敢来非索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认知偏差，导致了他错误的判断。

首先他在两年前来过非索港做“项目考察”，沿途所见的一切都是美好安宁的。接待方将行程安排得非常好，下了飞机就有大巴接送，坐近海轮船到达非索港南部海岸入住度假酒店，冬日里气候温暖风景如画，度过了舒适的十来天。

他以为那就是自己所见到的几里国与非索港。

那时他的身份是海外游客、尊贵的金主，哪怕是其他街区的各个黑帮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会对这种人动手，假如谁违反了规矩就等于断了大家的财源。

别说这种海外来的金主，就算当初的罗柴德医生，非索港各街区帮派也不会轻易动他的。所以大头帮要杀罗柴德很令人意外，华真行事后才知道其中有着复杂的隐情。

其实世界上很多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当地的黑帮都不太会轻易动那些挥洒钞票的海外游客。反倒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很多犯罪团伙则专门针对海外游客下手。

耿凡健夫妻上次来“考察”可是自掏腰包，连路上的行程在内总共半个月，花费了七、八万，差不多相当于非索港半条街居民的年收入了，想买个舒服还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现象，也令调查此事的华真行有些意外。

在东国的时候，推介方请了不少顶着海外面孔的人士上台，操持着各种大家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到了耿凡健夫妇来实地考察项目的时候，接待方竟有不少东国人，至少是说着一口流利东国语的“同胞”。

这令耿凡健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没有觉得身在异国他乡的种种不便。大巴车和客轮都是当地的一家旅游接待公司安排的，耿凡健与这些接待人员谈笑风生，对方的态度极为恭敬有礼，当时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所以耿凡健认为，自己再来非索港也能搞得定行程、讲明白道理。

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耿凡健的判断，源自于他平时的习惯。耿凡健生活在东国苏北的一座地级城市，在当地也算是有钱有势，就没吃过什么亏。

但他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有钱和有势虽然经常相提并论，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势力的人想赚钱很方便，有钱的人也很容易收买势力，但这毕竟有个过程，还有着某种发生条件。更重要的是，钱可以到处带着走，势力却很难短时间内转移。

参与非索港酒店项目的投资人有一百多位，至少他们建的维权群里有这么多人。去年初秋与耿凡健一起来到非索港的共有三十人，其中一大部分都带着与耿凡健类似的心态。

在某些方面他们也挺精明的，先用东国护照去了萨哇国，再用几里国护照离开萨哇国转机来到几里国。这样在他们的出境记录上就查不到几里国这段行程，仅仅是去了萨哇国一趟，不会暴露同时拥有两本护照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