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到如何解决问题了，进而成为推动公共决策的依据。

最早克林区搞卫生运动的时候，每个街区都要建公共厕所，按居民人数设计蹲位数量。

不要觉得可笑，上述内容都在教材中，这部教材还不是让学生自己看的，因为他们大多还不识字，而是教师上课时用于讲解的。

用同样的论证方式，也能推导出为何不能偷窃、不能抢劫、不能杀人……

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礼待他人，其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句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

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期望中，你期望子女怎么对待你，你就这么去对待父母。其实这样的伦理要求，在当今的几里国社会已经超纲了，因为很多孩子都找不到父亲。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去对待母亲吧？哪怕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而且相对高尚的伦理要求，通常都应该是超出现状的，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

找不到父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有父母，特别是希望从小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那么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设想中，假如有父母，希望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现实中就怎么去对待子女。

这就是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慈”。

孝慈是后天立论，相当于“定理”，而忠恕是先天立论，相当于“公设”。孝慈体系可以由忠恕原则推导出来，进而还可以阐释“敬天祭祖”等种种传统文化现象。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孝慈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东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孝慈的形式要求发展得越来越教条化、宗法化，渐渐带着腐朽的特性。

人们应该去批判这些教条化、宗法化的孝慈要求，它们甚至只是以孝慈之名维护某种腐朽的法统，已经是对孝慈本质的反动。

当代东国人在批判历史上以孝慈为名的宗法教条时，其实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都是指出这些宗法教条的虚伪性，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孝慈。

人们并没有批判孝慈本身，也没有推翻上述的立论过程，除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与社会颠覆者，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也并非以不慈不孝为美德。

比如柯夫子有一次看见，沈四书自作聪明给曼曼讲东国清代编的《弟子规》，他老人家就很生气，当场把沈四书骂了一顿，不许他再教，但几里国的学校同样也需要《学生守则》。

几里国没有东国宗法时代的历史，所以新联盟的这份教材，介绍的只是慈孝的本意与缘起。

原本柯夫子想删掉这部分内容，认为它对大部分学员而言太深了，不适合当成入门教育，这份教材必须非常精简，相关内容可以在的提高班教材中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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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沈四书好不容易都写出来了，舍不得删，强烈要求保留，于是精简之后放到了教材的最后，当成课堂上的引申、提高内容。

假如一上来直接就讲《子丘论语》，无论它是否“腐朽落后”，那更是超纲的不能再超纲了，大部分几里国学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五常，也就是“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在这份教材中也没有直接抛出来，同样放在了最后，通过那两条立论推导出来，然后再做介绍阐述。

叶一宁正在翻看教材，华真行则看着翻看教材的她，莫名想起了柯夫子他老人家。

有人在批子丘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子丘谈礼，维护的是早已落寞的周礼，代表了一种落后的保守思想。”

柯夫子曾为祖师叹。子丘确实好谈周礼，因为他见到的是秩序崩坏，最痛恨的也是秩序崩坏。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后世重新建立的秩序，所以才怀念历史传说中曾经秩序最好的时代。

至于子丘本人，既不保守也不狭隘，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堪称那个谱系贵族时代的异类，也完成了对后世的思想启蒙。

子丘谈礼，礼既是周礼又非周礼，只是以周礼为例，是他所认为在那个时代“仁”的体现。礼本身就是仁的体现，而仁就是“忠恕”。

柯孟朝的这番话，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但华真行认为他老人家讲得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当然不可能写进培训班教材里，这是他老人家对华真行的单独教学。

至于几里国，根本没有什么周朝的历史，当然也没什么周礼的困惑，只需要介绍儒家思想的立论。

所有的社会伦理体系，都建立其立论的根基上，通过逻辑递进，加上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譬如时代需求、统治需求、社会稳定与发展需求，产生各种推演变化。

有人可能意识不到，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文化体系，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首先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它从一开始不需要“神”的参与，是另一种信仰体系。

一切价值观都由两条最根本的立论推导而来，而这两条立论都源于人的自身所需，可称之为“儒”。换个名称也行，但其实质如此。

因此东国人或者说东国文化的独有特质，对待神灵的态度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带着平等协商、兼容并蓄乃至抗争批判的精神。

神需要人的包容、接受人的批评吗？你没听错，事实确实如此。

不论是哪家的菩萨、哪家的神，都不妨碍同一个人去拜一拜。随着社会的发展，就算是没有的神，也不妨碍有人随手给你弄出来，灶神、厕神就不说了，你见过中考神、高考神、四六级神吗？

神灵可以成为一种意向，一种寄托，人们仿佛心照不宣，拜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