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向对方吐去轻蔑的口水，就像以往陷入窘境时那样，那个永恒的问题又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是否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愚昧与弱点，是一种普遍的堕落，是否那个感情用事的自我和乖张的性情、那不修边幅的形象和感觉上的两面性仅仅是荒原狼与众不同的个体特性。如果对通常意义的人来说，这种缺陷是普遍的，我就可以恢复体能，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对整个世界的憎恶中去，但是如果只是个别的特例，这就成了一个可以让我尽情痛恨自己的好机会。

在两个我互相掐架期间，几乎把那位教授给忘干净了；当我突然为他的出现感到不痛快时，赶忙从这种情绪中摆脱出来。我长时间地目送他离开，看他迈着温和敦厚的步子，显得像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那样消失在没有什么树叶遮挡的林荫道上。而在我的内心当中，那场斗争爆发得更加激烈了。我机械地把僵硬的手指弯曲又伸直，好像在跟一个秘密的敌人所做的破坏活动暗暗较劲，同时，我意识到我已经被一个陷阱牢牢地套住。八点半去他家小叙的邀请像枷锁环绕在我脖子周围，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应尽的义务：周到的礼仪、对相关专业话题侃侃而谈、对别人和谐幸福的家庭而引发思考。所以我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把火气全都撒在加水白兰地上，就着酒吞下了一些痛风镇痛片，躺在沙发上，试图看点书。不久我就让自己成功地沉浸在这本《从麦麦特到萨克森，索菲亚的旅程》当中，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可爱的旧书，不一会儿那个邀请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提醒着我：我还没有刮胡子也没有穿衣打扮。老天爷，为什么我要给自己压上这么沉重的担子？好吧，起来吧，我这么对自己说，给下巴打上剃须泡沫，狠狠地刮干净直到下巴出血吧。我一边做着这些琐事，一边想起在公墓的泥潭中那个肮脏的墓穴，今天有个我素不相识的人被放了进去。我想着那些无聊的基督徒伙伴紧绷着的脸孔，甚至笑不出来。我想，就在那个泥淖中脏兮兮的坑洞里，紧随愚蠢和虚情假意之后以及那些跟愚蠢和虚情假意不相上下的送葬队伍，那由铁质十字架、大理石墓板和金属线与玻璃制成的人造假花所共同构成的令人无法慰藉的情景中，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生命，或许明天或未来某一天我也会在那里终结，与这虚伪矫情的悲伤表演一起埋入泥土中——不，那里还是一切的终点；我们所有的努力与奋斗、我们所有的文化与文明、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欢愉与快乐——这一切都已经病入膏肓，很快也会埋进那里。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一座大公墓，在那里耶稣基督、苏格拉底、莫扎特、海顿、但丁、歌德都只不过是腐朽而分崩离析的石头上刻着的难以破解的名字；那些送葬者环绕一周站在那里表演着假惺惺的悲伤，他们如果还要相信这些铭刻的名字曾经辉煌一时就必须付出更多代价，至少说出些许可以让人用心感受到的悲哀的言辞，或者表达一下对这个世界无法再续辉煌的绝望。然而除了坟墓周围一圈挥之不去的怪相，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因此愤怒不已，再次刮破了下巴上那块旧伤口，只好用药剂敷在伤口上，即便是我的衣领仍然很干净，我几乎都没有怎么穿过，我仍然换了一件衬衣，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甚至没有为我带来一丝一毫快乐的邀请。我的一部分已经准备好再一次逢场作戏，准备好跟那位教授称兄道弟，心中充满期待和我这位好伙计进行一次简单的谈话和一点点的心得交流，一起赞许他那位可爱的妻子，激励我相信这样兴致勃勃以主客身份度过一个晚上从现实来说应该会令人愉快……这样才使我在下巴上贴上创伤膏、穿得板板正正、打好领带，温柔地把自己收拾得停当利落，即便这远远违背了我待在家里的真实意愿。于是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了我的身上——跟所有人一样。我穿戴整齐出门去拜访这位教授、跟他互相虚伪客套一番，这些事压根儿就是违心的，所以跟大多数人一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繁缛琐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事压根儿就是违心的，他们违心地给别人回信、违心地交谈、违心地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消磨时光；这都成了应尽的义务，机械而且违反意愿，这完全都可以留给机器去完成，或压根儿不做；其实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机器妨碍着他们——正如妨碍了我一样——正确地评判自己的生活，认识到这种生活的愚蠢与肤浅，这无望的悲剧和浪费正是他们所过的生活，而笼罩这一切的是可怕的、含混不清的狞笑。他们都是对的，他们这样生活，玩着他们的游戏，追逐他们想要的利益，不用与这沉闷的机器负隅顽抗，比我单单凝视空虚要对上一千倍，我已经偏离了生活的轨道。我没有责怪别人的意思，尽管偶尔在这寥寥数语中我对他们略有轻视甚至嘲讽，我也没有控诉他们应对我个人所经受的苦难负责。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得够远，我站在生活的最边缘，只要再向前一步就会跌入深不见底的黑暗，如果我再假装我仍是自己或者奢望生活的机器，仍然为我运转，我就是做了错事、就是在自欺欺人，我仍然规规矩矩地置身于那个充满魅力的世界玩着永恒的过家家游戏。

这个夜晚很是值得我好好评述一番。我先是在他楼下停了一阵，抬头望着他家的窗户。他就住在那儿，我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