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仍然记得，有次年三十晚上，老师破例喝了一点酒，在酒精的作用下，老师很兴奋，跟他们几个身边最亲近的弟子回忆起了过去，谈起了艺术上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提到了李叔同先生。

她也记得李先生。李先生是旷世奇才，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他将1900年到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同时，他又是是着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是艺术群星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中等身材，神色俊朗，眼如寒星，眉似剑锋，没有其艺术家特有的玩世不恭，走起路来有如鹤翔龙行，堂堂正正。他穿着那件出家时松松垮垮像布口袋改成的麻衣袈裟也显得贴体合身，笑容端端正正地挂在嘴边，看起来就是一位绝世高人，遗世独立，鹤立鸡群。老师说起李先生，也是崇敬之意表露无遗。其中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人生要有大抱负，大修为；大悲悯。老师同时还提到李先生的一句名言，卢荫寰对此也是印象极深：处愈急之事愈宜缓，处愈缓之事愈宜急。这句话让她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