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为其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同时也是蒋介石cāo纵的军统局的红人，多次受蒋介石的派遣干过许多可恶的勾当。等等……这货居然还曾经是**党员，而且是我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1924年，中学毕业，在家乡大足县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6年，考入军校五期政治科。1927年年底，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1928年任县民团局教练，兼任大足中学军事教练。是年，张希铭到足中住教，创建**大足地方组织──县第一个党支部，赵与他取得组织联系，协同希铭开辟党的工作，介绍有郑凌灿等人入党。在此期间赵理君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潜赴成都。1931年叛党。续奔走南京投靠当时的‘复兴社特务处’……”

“哼哼，又是一个叛徒！”秦卫冷哼。

“还真是。这儿还有一段儿……”顾长钧又接着念道：“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任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的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还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rì为幌子，实际上与rì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赵理君实际为汉jiān，是rì本人的走狗。”

“双面间谍，这就好办……不对，我这边儿才1938年9月啊。”

“那他也马上离开了，有什么好怕的？再者说了，你抓的那几个货也不见得就真的是赵理君的手下。”顾长钧道。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不是已经上马‘疲劳审讯法’了吗？这招肯定能让戴笠眼前一亮，再加上你先前的功劳，就算得罪了赵理君又如何？”

“戴笠不知道‘疲劳审讯法’？我还以为只是那些学生和伤兵不知道，军统可是用刑专业户。”

“我怕你的方法不行，所以顺便查了一下小黑屋关禁闭的招数，结果发现你那招还是管用的，而且在1938年好像还没什么人用过，只是容易滋生冤假错案。”

“我又不诱供，不会有冤假错案的。”

“那可难说……对了，我觉得你还是离军统远点儿，更别那么嚣张，那什么奖金之类的，能不要还是别要了。”顾长钧突然摆出了一副认真的语气。

“凭什么？那可是‘没良心炮’，你以为我拿出来没有经历过心理斗争啊？不要点儿安慰，我怎么可能好受？”秦卫道。

“你就不怕真得罪了那伙人？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你越是害怕，他们才越不把你当回事儿，我要是多提供点儿情报，他们别说奖金了，恐怕都能直接供着我。”

“话是这么说。不过你还是得看着点儿眼sè。对了，你要是能弄来奖金，我建议你去开个生猪养殖场……”

“嗯？”

第33章郑介民的烦恼

“胡闹！”

郑介民才刚刚接到戴笠的电话。就像顾长钧查到的那样，戴笠正打算跟比利时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合作，在河南创建华北战地督导团，并且已经开始筹备,打电话找他就是让他准备人手。不过顾长钧查到的资料并不够详细。此时的戴笠还并没有想到让赵理君也去河南，因为赵理君才刚刚从上海站调到chóngqìng没多久，急呼呼地再次调走，对军统而言也并不是好事。另外，赵理君也是有命案在身的，这家伙刚刚在不久前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刺杀了唐绍仪。

说起这唐绍仪，那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zhèngfǔ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zhèngfǔ官员，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可说在民国创建之前，就在政坛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印迹，影响力极大。

抗rì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被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对此，国民党感到很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人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广东的抗rì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唐绍仪始终不从。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jiān活动。rì本也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rì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xìng伪zhèngfǔ，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rì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土肥原贤二等和汉jiān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rì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zhèngfǔ，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rì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rì，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可以说，唐绍仪这一步是走了昏招。他虽然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可他却太过自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