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有的干脆就说“都是人情惹的祸”。

　　现年56岁的谢益兴万万没想到，因将单位的公款借给朋友使用，虽然款子最后都已“完璧归赵”，但就在他临近退休时，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南京下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谢益兴提起公诉。

　　1995年5月间，谢益兴一好友找上门来，说他的一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公司，手上缺乏资金，能否借点钱给他，很快就会还回来。面对好友的请求，身为劳务公司总经理的谢益兴很爽快地就通知公司财务会计从账上划出10万元。令谢益兴欣慰的是，对方很讲信用，不到3个月，10万元安全回到了账上。有了第一次，他便刹不住车了，从1995年至1998年，谢益兴先后汇出7笔共51万元给海志公司使用。1996年，劳务公司一退休人员找到谢益兴，说他儿子帮台湾老板销售服装，最近要去厦门进一批货，家中资金还缺一点，谢益兴念其是老同事，二话没说便吩咐会计从账上提出5万元。

　　一封举报谢益兴涉嫌挪用公款的信寄到了下关区检察院反贪局，很快谢益兴从劳务公司经理的交椅上挪到检察机关审讯室的椅子上。

　　反贪局通过侦查查明：谢益兴不是那种为了换取某种好处而不顾一切将公款借出去的贪婪的领导，但他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他是个糊涂领导。经他手借出的60余万元公款给个人使用，他没有从中索取对方一分钱好处，也没拿过人家一样东西，但他的行为，是以非法暂时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而使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到侵犯。看守所里，谢益兴的后悔已无法改变现实，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人情，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关系。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人际交往中，向来是很讲人情礼节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过不好人情关的，并不只是少数人，据《半月谈》报道，某某县委、县政府，从1987年以来就执行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人情”规定：大凡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调出本县，都要赠送一套大理石云木雕花家具。其目的有二：一是代表全县干部群众向该领导表示心意；二是让该领导不要忘记这个县，今后有事好联系、多关照。听起来这个县的做法确实很富有人情味，也很感人。但这是公然用公款打点人情，这种”人情“要不得！

　　不少干部在“情关”上跌了跟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忘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应当为谁服务？时下不少领导干部把为老乡、老同事、老部下办事看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他们都办不成，只有我能办成”，于是就有一种权力地位带来的成就感。

　　二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潜规则在起作用。某某工程我给你敲定了，某某人我给你提拔了，你送的钱财我收了，你的事我办了，咱们两清啦。

　　三是攀比心理。别人地位和我相当，甚至比我还低，他们能办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做？你们能做人情，我为什么不能做？于是人情圈子越做越大，甚至突破了党纪国法的底线，跌入犯罪的深渊。

　　中国人好讲人情，领导也不应例外。问题是，领导的人情观与普通百姓要有区别。因为，各级领导手中都或多或少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力和资源，所以党和国家不断制订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教育和帮助各级领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防止滥用、私用、乱用公权，做到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包括要在组织的监督下拥有健康纯洁的人情关系。

　　我以为，各级领导要过“人情关”，关键是要正确区别什么是“真人情”，什么是“假人情”。不讲原则的有所求有所图的人情，是变味了的人情，与假人情没有两样；找上门的“人情”，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廉洁自律的领导，对待真人情，也不会抛弃原则且做到自有分寸，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让人情变味；连“真人情”都走不通，“假人情”在这样的领导面前就更没有歪门邪道可走了！

　　但是，总有一些本身素质差或者立场不坚定的领导，喜欢给自己找借口，大肆收受“亲戚”、“朋友”、“下属”的钱物，并美其名曰“礼尚往来”。据报道，某已被查处的腐败领导仅年关礼金就达两百多万元。在这些腐败的领导眼里，只要送钱送物了，就是“亲戚”、“朋友”、“哥们儿”。没有人情认人情，认了人情加深人情，只不过他们的人情深浅是以送钱物的多少来衡量的，钱物越多，感情越深；钱物越少，感情越浅。

　　其实，区别真人情与假人情并不难，关键还是看领导自己是否在装糊涂。假如是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拿，就什么人情都认的领导，人情只是他们贪、腐的一个借口和幌子罢了。

　　慕绥新在其“忏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所以，人情离开了金钱的垫底是起不了作用的，绝大多数的“人情”都是以行贿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为背景的。

　　还看过一篇文章：《女贪官尚军剖析堕落：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尚军是安徽省卫生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