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心态”的人对富人和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对立面，在思想和感情上疏远。

　　毫无疑问，“仇富”“仇领导”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但原因并不全在公众身上。追根溯源，“仇富”和“仇领导”心理是受权力与利益“苟合”所激发。而这种“苟合”的存在侵害了普通公众的利益，结果，只要其中有一名领导以权谋私，所有领导都要承担“腐败”的骂名，只要现实中还存在权力和利益的苟合，“仇领导”的阴影就会始终笼罩在所有领导的头上，而某一领导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为“仇富”“仇领导”情绪宣泄的出口。

　　一个权力场中人，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公平合理地处理各种问题，如果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遭到他人的暗算，被“恶人”害死就在所难免。

　　做人要讲良知，当领导要讲领导干部之德，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胡作非为，除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外，还可能会成为一些人的报复对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当把权力演化成一种权力寻租手段的时候，杀身之祸将会随时与你相伴。

　　当然，许多领导的被杀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死得扑朔迷离而就怀疑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死的的确确有着一种幕后隐情。

　　透过这种幕后隐情，应该带给人们一些深度思考的东西。正视干部被杀的幕后隐情对于端正党风，净化社会风气，对于警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都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这种幕后隐情常常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晴雨表”，正视这种幕后隐情，能及时化解很多社会矛盾，这一点不容置6.第六条死路----罪人咬死

　　分析近年来贪婪的领导干部“出事”的轨迹，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大多数贪婪的干部，都是被“咬”出来的。本来干得好好的，该开会开会，该讲话讲话，该考察考察。可是突然有一天，“进去”的人撑不住了，于是就“乱咬”一气，又说给谁送过钱，又说谁也受过贿。这么重要的证据，专案组总不能不查吧？结果，“咬”上了谁，谁就开始“倒霉”。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他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他终于落马了。

　　据报道称，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因涉嫌此案，被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也被有关部门调查。一家三口悉数涉案，其背后形成的权钱利益链亦显现出来。

　　另据知情人称，关于刘耐雪母子的举报信堆了很多，“他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益链，药品、医疗器械通吃。有关领导已经表示要彻查到底”。此前，郑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先后被逮捕和“双规”，秘书在里面“咬”出了他。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案，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一个叫李满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2001年12月就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此后的几年，他也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看守所里。

　　但当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处李满林死刑时，他的情绪就立即失控了，随即“咬”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称自己曾给邵送过“重礼”。接着，受贿总额达到480万元的邵建伟就“进去”了。刚开始，邵建伟也盼着“靠山”来救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尤其是当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提起公诉时，他就彻底绝望了，发现只有“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才能得到“从轻处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咬”出了他的“上线”——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说自己不仅给他送过一块价值5.7万元的手表，而且还送过10万美元和2万元人民币。真可谓贼咬一口，入木三分，侯伍杰再神通广大，也难有回天之力了。

　　腐败窝案往往是小人物咬出大人物、小“萝卜”带出大块“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有效手段。这些人一旦被“双规”或被逮捕，为了得到从宽处理，即便原先是贴身的秘书、发过誓的“铁哥儿们”、同床共枕的配偶、血浓于水的子女，都会咬出一大串人的。

　　也可能有人不解，想当初，不都是“铁哥儿们”吗？不都是“老部下”吗？不都是“天知地知”、“两肋插刀”吗？不都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说”吗？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把“大恩大德”和“哥儿们交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凡是为巴结而给自己送钱的朋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奉承你、吹捧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反过来恨你，骂你，咬你。

　　“咬”也是为了自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按照刑法规定量刑，就会导致大量的贪污者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要想减少刑期的唯一办法，就是揭发他人以立功。而在他们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