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协助告状的有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还有《当代政法报》的记者乔育平等。不过，从1994年到1999年初，这案子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

　　于是刘政权家人借了个农用车，把人送到我们的接待室来了。

　　我听完了控告，胸中充满了愤怒与痛心。愤怒凶手如此残忍且没有人性，痛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一个守法公民受到如此伤害都没人管，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可悲的。

　　我一边招呼被害人的父亲刘海华立即将儿子运送回去，以免受冻感冒更难招呼，一边表态：这个案子，我管定了。你们在湖南省，在长沙市告状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把这个案子处理好，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副检察长，我将辞去职务，我陪你们去告状，我自己掏路费到北京去告。

　　我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他们一走，我就跟案件辖区的芙蓉区检察院打电话。他们还是相当积极，下午就派人去了，可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案子五年都没人管，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敢说。

　　第二天，负责调查的人给我报告说，该案发生在1994年，当时是郊区管辖，1996年，区划调整后才归芙蓉区，有关材料在区划调整后的雨花区，我们不好插手。理由冠冕堂皇。

　　我马上跟雨花区打电话。雨花区搞了一天，第三天又跟我汇报，根据区域管辖规定，那里现在归芙蓉区管。显然也是不无道理。

　　我苦思冥想，想不到好办法。倒是那个受害人家里又受到威胁。

　　这时，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出面了。张国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他曾为此案奔波多年，找了他们所能找的单位和领导，也多次到检察机关找了领导和相关部门，希望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他也是在我院有人给他建议“找黄检”试试，才告知被害人家人来找我的。

　　他说：黄检，你派人调查以后，龙国辉和刘伟两个人到被害人家里去，说你们到检察院去告状，我们可以摆平公安局，也可以摆平检察院，如果我坐牢回来，要把你们全家杀掉。

　　我听了张国庆反映的情况，怒火中烧，拍案而起，道：朗朗乾坤，岂容罪犯猖獗。他们可以摆平任何人，但休想摆平我老黄，我绝对不让这两个东西逃脱法网。

　　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决定还是找市委领导。因为本单位别人已一再回绝了此案，要想得到支持已无可能。我跑到市政法委，正好简书记在办公室。

　　我走进去。对简书记说：简书记，我跟你汇报一个案子。简书记要我先坐。我说，我不坐，现在是被害人刘政权一家急需我们解他们于倒悬，我天天都在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