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才能，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才能也是非凡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战役，当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元帅隆美尔把英军打得一败涂地时，巴顿被派到北非战役前线。他力挽狂澜，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把隆美尔围困在那里，把他打败。所以说，他并不是没有才能，但为什么不能当上高级领导呢？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向上搞关系，又爱讲直话。

　　所以说，整个人类，人性方面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他人的恭维，喜欢听好话。所以真正能听得逆耳忠言的人，是需要修养的。

　　我很喜欢直截了当跟我提意见的人。即使你背后提我的意见，你说得在理，我都不会计较，我有这种胸怀。

　　我在部队时遇到一件事。当时我属下有个科长，人很忠厚老实，但个人决断能力欠缺一些，什么事都来问我。我当时已经对他有点看法了。加上他当了个科长什么事都来问我，他科里的事，他就应该自己做决断嘛，除非特殊问题，疑难情况，他没把握再来请示。

　　因此，有一天，我到他科里去时，他又因一个很平常的事向我汇报。我当时就很不高兴，我说：“我建议你把科长职务辞去算了，由我来兼任你的科长，你什么事都要我来表态处理。”

　　发完脾气我就走了。那科长也是个老同志了，比我年轻不了多少，他面子上过不去，就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这处长也太过分了，动不动就训人。”

　　后来，他科里的一个同志，告诉我：我们科长在背后讲了你，说你像个军阀，霸道。

　　我说：“你告诉他，他讲得好。我不是一个只许领导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人。我确实有点过头了，我批评他应当把他找到办公室来，不要在他的部下面前丢他的面子。他在我面前丢面子那不算丢面子，在下属的面前批评他，确实丢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发了一点牢骚是很正常的，我理解他。他讲得好。”

　　结果，这小伙子又把我的话告诉了他的科长。

　　这位科长很受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搞鬼的。结果那个科长找到我，对我说：“有你这种胸怀，我们在这里工作就很舒服。”他又说，“你那种性格，我们也会慢慢接受的。你也是为了工作。”

　　所以，我跟下面的几位科长关系都相当好，都很融洽。

　　我认为，一个当领导的缺乏应有的胸怀，也是一种精神腐败。

　　为什么呢？他堵塞了言路，埋没了人才。人都会舍弊取利的。他明明知道这个话讲不得，他硬要去讲，那就是自己害自己啦。所以想讲真话的不敢讲了。

　　我在检察院干部大会上，也曾讲过：我欢迎同志们给我提意见。如果公开的给我提意见，直接地给我提意见，首先是因为你信任我，你相信我不会作为一个领导打击报复你。不会给你穿小鞋。第二，你提的意见肯定会在某方面对我有帮助，我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谁在背后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恶意中伤，我也不怕你，我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把你当成一只耗子。

　　当然，人性的弱点有千千万万，千奇百怪，绝不只是爱听好话那么简单。

　　领导爱上腐败，你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人性像个万花筒，百态纷繁，林林总总。从古至今，都一直在演绎着不尽的荒诞事、悲喜事、离奇事。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一审被判11年，侯伍杰受贿款物合计是88万余元。此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详细的报道，说到侯伍杰的一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侯伍杰曾经很朴素，吃饭时甚至吃掉桌上的饭粒；“但随后他却变得很奢华，专车一辆接一辆地换”。这表明侯伍杰已经喜欢上了象征权力与享受的车子，是“亚腐败”的一种表现，那个时候，他已经“爱上亚腐败”了，距离后来“爱上腐败”已经不远了。

　　领导为什么会喜欢腐败、爱上腐败亚腐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命题。以当今领导的智商，谁都明白贪腐是坏事，但贪婪的领导却都喜欢被腐败“绑架”，甘愿充当腐败的“人质”，换句话说，有贪腐之心的领导，宁愿被腐败所俘虏。

　　譬如，不久前被判死缓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他在《我的沉痛的反思》中写道，“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统统用一个“玩”字搞定，就是典型的“爱上腐败”。

　　“领导爱上腐败”，是权力场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1973年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可是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

　　这起案件让人们跌碎一地眼镜，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后来一系列的案件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存在的广泛性，譬如最近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