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辞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

于是，各种刊物上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明星行踪，消遣时尚，乃至性病用药、嫖界指南，烘托出一片“繁荣”气氛，若不了解历史背景，几乎可与今日的90年代鱼目混珠。这样的氛围，正适宜通俗文学畅快呼吸，而先锋文学则不时感到捉襟见肘甚或举步维艰了。

第二方面，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内部的惯性加强了其勃兴之势。

通俗小说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痛击，被打得近乎哑口无言，毫无还手之力。但是通俗小说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仍然野火春风般生长着、蔓延着。如果从销售量上看，就更能感觉到其旺盛的生命力。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中说：“‘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而通俗小说普普通通就能发行十来万，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新文化运动余音未歇，通俗小说便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狂潮。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开始连载，直至1927年告一段落，五年间盛传不衰。时隔一年，1929年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连载，再次引起轰动。接着，一大批通俗小说大家崛起，除了“南向北赵”，更有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白羽等名扬四海。到抗战之前，通俗小说已经是兵强马壮，佳作如林，虽有先锋文学的竞争与排压，但已无碍其游刃驰骋了。及至沦陷，这股勃兴势头有进无已，直到后期才渐渐减弱下去。

通俗小说自身的顽强发展还表现在文化工作者们开始对通俗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

丁谛在《小说月报》1943年5月号上发表一篇《文艺创作的动静》，最后一段说：

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她孕育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