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三月十一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关于刺杀戴高乐行动所面临的问题。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订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秘密军组织”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秘密军组织”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秘密军组织”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看到这些，级别较低的成员都极为泄气。在法国境内，以前愿意提供帮助，藏匿被通缉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的人，现在只说一声“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小克拉马尔行动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全部被迫关闭。法国警察根据内线的情报，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储备武器和物资的秘密仓库；另外两个刺杀戴高乐的计划在组员们刚坐下准备开第二次会时，就被警察破获了。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空谈恢复法国的民主时，罗丹正冷静地审视着床边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所描述的事实：资金短缺，在国内外失去支持，成员减少，信用下降，“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进攻下正在分崩离析。

枪决巴斯蒂安-蒂里只会使士气更加低落。现在这个时候想找到肯提供帮助的人真的很困难；那些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长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个法国警察和几百万市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的任何新计划，只要涉及多个策划和多个组织间的协同，都会在刺客走进戴高乐周围一百英里之前暴露。

罗丹反复思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喃喃地说：“一个没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杀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