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只是在办公室闲聊时说起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会去关心一个加勒比独裁者呢。”

“那个伙计，告诉你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吗？”

“肯定写了。标准程序。但那只是个传闻，明白吗？只是个传闻。没有凭据。我们要的是事实，实在的情报。”

“但它一定建档了，被归在了什么地方。”

“估计是，”劳埃德说道，“肯定级别很低，那只是当地酒吧里的一个传闻。那地方盛产传闻。”

“不过你能回去看一眼档案吗？看看这个山上的家伙有没有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

“回家吧，”他对警司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他们回到酒馆里，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门走去。

“非常感谢，”两个人握手告别的时候，托马斯说，“也许那份档案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万一吧。”

托马斯和劳埃德在泰晤士河边交谈时，豺狼正在米兰的一家屋顶餐厅把他的最后几滴萨白昂饮料[33]倒进嘴里；而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则在巴黎内政部的会议室出席第一次进展报告会。

出席会议的人和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会议一样。内政部部长坐在桌子的顶端，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桌子两边顺次排下来。克劳德?勒贝尔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个小文件夹。部长点了点头，示意会议开始。

他的办公室主任首先发言。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他说道，法国每个边境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示，彻查进入法国境内的高个子男性，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尤其要检查护照，由边境检查站官员仔细核对，看是否出自伪造，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对此点头表示确认。游客和商人进入法国时可能会觉得海关忽然加强了戒备，不过这种对行李的检查并不会让人发现，遍及全国的这种戒备只是针对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任何一个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答复将是“没什么，只是常规抽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提议考虑对在罗马的三名“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实施突袭逮捕的可能性。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外交部并不知道有关豺狼的阴谋），并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是清楚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报告说，在对他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筛查之后，没有发现“秘密军组织”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这样一个职业政治刺客，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

情报局负责人报告说，对法国刑事档案进行的彻底搜索结果也是同样如此，搜索的范围不仅仅是法国人，还包括曾经试图在法国行动的外国人。

然后是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汇报。早上七点三十分从靠近北火车站的邮局截获一个电话，所叫号码是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所在的罗马酒店。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八周了，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已经得到指示，报告所有打给那个号码的电话。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线员反应迟钝，直到电话接通才意识到这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特别号码。他接通了电话后才致电边境检查处。不过，他还是知道要监听的。电话的内容是：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

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一片寂静。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桌子的远端，勒贝尔平静地问。除了罗兰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上校正在沉思，凝视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他仍然看着墙，吐字很清晰。所有的视线又转回行动分局负责人那边。

上校猛然从自己的思考中回过神儿来。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从罗马弄回来，我们下了个诱饵。他有个老朋友叫约约?格日博夫斯基。这个人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在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之前，我们对他们全都进行了保护性监禁。我想要从科瓦尔斯基那儿知道的只是有关他上司的情报。那时候还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豺狼的阴谋，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是我们抓了科瓦尔斯基。不过，后来事情起了变化。一定是那个波兰人约约给这个瓦尔米报的信儿。抱歉。”

“边境检查处在邮局抓到那个瓦尔米了吗？”勒贝尔问道。

“没有，我们晚了几分钟，错过了。这得感谢那个愚蠢的接线员。”边境检查处的人回答道。

“徒劳的行动。”圣克莱尔突然冲口而出。众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

“面对一个未知的敌人，我们几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吉布将军回答，“如果上校愿意自告奋勇承担此次行动及一切责任的话……”

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钻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们比安全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很不明智。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长开口了，“他们知道自己雇佣的枪手已经走漏风声也许更好些。他们现在自然会叫停这一行动了吧？”

“非常正确，”圣克莱尔说道，试图补救刚才的失言，“部长是对的。他们再继续的话肯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叫那个人住手的。”

“事实上，他并没有暴露。”勒贝尔平静地说。其他人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预警很可能只会让他采取额外的应急措施，假证件、化装等等。”

探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