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对自己的城市了解多少？”

“了解得很多。”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二十五岁的银行职员说。

“还不够。明天去买地图，城市街道地图。要像对待期末考试那样认真研究地图。要记住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广场和公园、每一条大道和胡同、每一座主要公用大楼、每一座清真寺和院子。你们知道街道路牌正在被人摘下来吗？”

他们点点头。入侵后十五天内，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后，科威特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抵抗。这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协调的。其中一个举动就是摘去街道路牌。科威特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去掉路牌后简直成了一个迷宫。

伊拉克巡逻兵经常迷路。对于秘密警察来说，要找到某个嫌疑犯的地址如同是一场噩梦。在一些主要的十字路口，指示街名的箭头在夜间被人转得朝上指，或被转了个方向。

那天晚上是第一次上课，马丁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基本安全知识。任何一次出行或碰面，一定要准备好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千万不能携带可能遭牵连的纸片。时刻对伊拉克士兵保持应有的尊重。不能相信任何人。

“从现在起你就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你，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是学生，是职员。这个人是一个有礼貌、保守、遵纪守法、清清白白、无害的人。伊拉克人不会去纠缠他，因为他不会威胁到他们。他绝对不会去侮辱伊拉克人的国家、旗帜或领袖。他永远不会去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可以自由地活着。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在执行任务时，另一个人才出现了。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危险人物，但他仍然能活着。”

他教给他们安全知识。到一个约定地点去会面时，要提早到达，在远处停好车。走进阴影处，观察二十分钟。观看周围的房子，检查屋顶上有没有探动的脑袋，有没有伏兵。要警惕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走动的声音、香烟的亮光、金属与金属的碰击声。

趁还有时间在宵禁之前回家，他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感到很失望。

“那侵略者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杀敌人？”

“在你们知道如何去杀他们以后。”

“那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当伊拉克人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时，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是徒步行军走过去吗？”

“不是，他们乘坐卡车、面包车、吉普车和偷来的轿车。”法律系学生说。

“那么是汽车就有油箱盖，”马丁说，“只要轻轻一扭就可以打开。用糖块——每只油箱二十块。糖能溶于汽油，传输到汽化器里，在发动机热量的作用下结成硬块。它能毁坏发动机。当心不要被抓住。要两人一组天黑以后行动。一人望风，另一人去放糖。盖上油箱盖子。这个过程需要十秒钟时间。

“拿一块胶合板，四英寸乘四英寸大，穿上四颗尖头钢钉。从衣袍领口放进去，让它下滑到你的脚边，然后用脚尖把它推到停放着的车辆轮胎下面。

“科威特还有老鼠，那么市里有出售鼠药的商店。要买那种含有白色士的宁成分的鼠药。去面包房买来面团，把毒药混合进去，混合的时候要戴上橡胶手套，然后把手套毁掉。用电烤箱烤这些面包，但一定要在家里没人时干。”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

“我们要把面包交给伊拉克人吗？”

“不用。你们只要把面包装进篮子放在助动车上，或者放进小汽车的行李箱里即可。他们会在路障处拦住你们，抢走面包。六天以后我们仍在这里碰面。”

四天后，伊拉克的卡车开始抛锚。有些车被拖走了，另有一些被抛弃了，六辆卡车和四辆吉普车。汽车技工查出了原因，但没能查出是什么时候干的，谁干的。轮胎开始漏气，胶合板小方块被交到了秘密警察局。愤怒的秘密警察在街上随便抓来几个科威特人打了一顿。

医院的病房开始挤满了患病的战士，症状都是肚子疼和呕吐。由于他们从自己的部队只领到极为有限的口粮，他们在路障旁和在街道旁自搭的石头小屋中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因此，医生推测他们一直在饮用受污染的水。

然后在达斯曼区的阿米里医院，化验室里的一名科威特技术员分析了一名伊拉克士兵的呕吐物样品。他满腹疑云地去见他的部门领导。

“他吃了鼠药，教授。可他还说三天来一直在吃面包，还有一些水果。”

教授吃了一惊。

“伊拉克军队的面包？”

“不是。他们好久没领到军粮了。他是从一个过路的卖面包的科威特孩子那里拿来的。”

“你那些样本在哪里？”

“在化验室的长凳上。我想最好还是先来向你汇报。”

“对。你做得很对。把它们销毁。你什么也没见过，明白吗？”

教授摇摇头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老鼠药。谁能想得出来？

八月三十日，英国美杜莎委员会又碰头开会了，因为来自波顿唐的细菌学家报告说，他已经尽可能了解了伊拉克的细菌战计划，推测出武器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

“恐怕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没有多大的意义，”布赖恩特博士汇报说，“主要原因是，细菌学的研究可以在任何病理学或兽医学实验室里进行，使用的是任何化验室都能见到的设备，这些设备都不在出口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之内。

“绝大多数产品是治疗疾病、造福人类的，而不是传播疾病。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研究血吸虫病、脚气病、黄热病、霍乱、伤寒或肝炎，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都是常见疾病。还有一个领域，是兽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