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权多国部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发起进攻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开始制订计划的话，一切都来不及了。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况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但他有过承诺，他解释说，他不能违背诺言。

即使是对科威特同胞和抵抗运动成员，阿尔卡里法也没有透露那个贝都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但他还是同意在某个地方给贝都留下一张纸条。贝都迟早会发现条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个人意见，请求贝都同意会见阿布福阿德。

伊军的巡逻小分队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带队，当贝都从街角上转出来时，他们与他一样大吃一惊。

麦克?马丁刚把那辆微型卡车停在车库里，锁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选定过夜的别墅走去。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迟钝了。他看见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对方也看见了自己，忍不住咒骂了自己一声。他的工作中，只要一秒钟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空荡荡的、只有伊军巡逻兵巡视的街道，他还是会选择灯光暗淡的小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而伊军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以来，尤其是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情况变了。伊拉克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常规军那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现在静静地站在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