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当时德洛尔将军对您说，他没在操纵巴格达的间谍，这话是对的。摩萨德的观点是，作为一项行动，耶利哥已经是死翘翘了。”

巴伯朝这位年轻的卡查看了一眼，意思是说：“别说得那么死，小伙子。还有希望呢。”

“我们想重新建立联系，”莱恩平静地说，“该怎么办？”

沙龙把全部六个死信箱的地点都展示出来了。在两年时间里，蒙卡达改变了两个地点，其中一个是因为该地方被推土机推平要重新开发了；另一个是因为废弃的商店重新开张了。但现在的六个起作用的邮筒，和六处做粉笔记号的地方，是他遣返后最后一次汇报时说的。

这些邮筒和做粉笔记号的地点精确到了以英寸来测算。

“也许我们可搞到一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去接触他，告诉他又要开展行动了，且报酬更为丰厚。”巴伯提议说，“说服他抛去砖头底下和地坪石下面那些鬼地方。”

“不，”沙龙说，“只有邮筒，不然你无法联系他。”

“为什么？”斯图尔特问。

“你们会感到这事难以置信，可我发誓这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查明过他是谁。”

四名西方特工盯着沙龙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们从没确认他的身份？”斯图尔特一字一句地问道。

“没有确认。我们试过。我们请他亮明身份以保护他自己。他拒绝了，威胁说我们再坚持下去的话他就关门了。我们进行了笔迹分析，绘制了心理画像。我们核对了他提供的产品以及他无法获得的情报。最后我们列出了一份包括三十个，也许四十个人的清单，全都是萨达姆?侯赛因周围的人，全都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军中的高级将领或者是复兴党的党务大员。

“范围再也没法缩小了。有两次，我们把一条技术术语用英语写着插进了我们的要求之中。但每次回复时他都打上了一个问号。由此看来，他要么不会说，要么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但也有可能他装作不懂英语。假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情况，那么范围就可缩小到两至三人。所以他一直书写阿拉伯语。”

斯图尔特嘟哝了一声，相信了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深喉’[5]。”

“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后来证实了‘深喉’的身份。”巴克斯曼提醒说。

“那是他们自称的，可我表示怀疑。”斯图尔特说，“我估计那家伙依然躲在阴影深处，就像耶利哥一样。”

当他们四人最后终于让大卫?沙龙返回使馆时，天早已黑下来了。史蒂夫?莱恩确信这次摩萨德把情况和盘托出了。比尔?斯图尔特告诉了他华盛顿向以色列人施压的事。

两名英国和两名美国情报官厌倦了三明治和咖啡，于是结伴去了半英里以外的一家餐馆。由于精神压力的缘故，而且吃了一整天的三明治，再加上胃不好，比尔?斯图尔特没有什么食欲，拨弄着盘中的烟熏三文鱼。

“这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史蒂夫。这是一个真正有四只眼的狡猾的家伙。与摩萨德一样，我们也得去找一名受过特工训练的委派外交官，让他为我们工作。如果需要，我们可付钱给他。兰利准备为这件事花很多钱。一旦开战，耶利哥的情报可以挽救我们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手头上还有什么人呢？”巴伯说，“巴格达的使馆已经有半数关门了。其余的肯定是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去找爱尔兰人、瑞士人、瑞典人和芬兰人吗？”

“中立国不肯干的，”莱恩说，“而且我怀疑他们派驻巴格达的外交人员中不一定有受过训练的间谍。第三世界国家的使馆也指望不了——那意味着得从头开始招募和培训。”

“我们的时间很紧，史蒂夫。这事很急。我们不能再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路。三个星期培训是不可思议的。这在当时也许能行得通，但现在巴格达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了。那边的形势肯定很紧张。从头开始的话，我们最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让一名外交官学会间谍技巧。”

斯图尔特点头同意。

“如果外交人员这条路行不通，能不能试试其他途径？有些商人仍在那里进进出出，尤其是德国人，我们也许能说服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

“问题在于，他们都是短期逗留的。理想一点的话，最好能找一个可把这个耶利哥操纵……四个月的人。找一名记者如何？”莱恩提议。

巴克斯曼摇摇头：“他们撤出来时我都与他们谈过了。作为记者，他们被全方位监视着。外国记者到小街小巷去探头探脑根本行不通。此外，请别忘记这是一项非法行动，除非有外交人员保护。谁能想象得出一名间谍落到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手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坐在桌子周围的四个人都听说过卡蒂布的残忍名声，他的外号叫“穆阿齐”，即折磨者。

“风险总是要担一点的。”巴伯说。

“我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人更切实可行。”巴克斯曼指出，“如果他们知道被抓住是什么下场，商人或者记者还会同意吗？比起秘密警察，我宁愿落到克格勃手中。”

比尔?斯图尔特沮丧地放下手里的叉子，又要了一杯牛奶。

“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难找到一个长相酷似伊拉克人的有经验的特工。”

巴克斯曼朝史蒂夫?莱恩瞟了一眼。莱恩想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点点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巴克斯曼说。

“一个温顺的阿拉伯人吗？这样的人摩萨德有，我们也有，”斯图尔特说，“但没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