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的阴道棉塞里以躲避安全检查，随后，也就是第二天上午，她将把这几张纸交给付钱给她的那个人。

这样做很危险，她也知道，但报酬丰厚，同一项工作有双重收入。她打算将来某一天有钱后，她要永久地离开伊拉克，办一所她自己的学校，也许办在丹吉尔。她可以和一群好姑娘一起睡觉，再用上几个摩洛哥小伙子，在她感到需要时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

温克勒银行的保安程序已经让吉迪?巴齐莱感觉非常挫败了，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两个星期的跟踪正在使他发狂。那人简直无法攻破。

在私家侦探指认之后，格穆利希就被跟踪了，找到了他在普拉特公园外的住宅。第二天他去上班以后，耶里德特工组监视着那座房子，看到格穆利希夫人离家外出购物。小组里的那名女特工当即跟在了她的身后，并用手机与她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这样当那位夫人回家时她可以及时发出警告。事实上，那银行家的妻子外出了两个小时——时间足足有余。

内维奥特特工组专家闯进屋子根本不成问题，他们很快就在客厅、卧室和电话上安放好了窃听器，借着对屋里进行了快速、熟练、不留痕迹的搜查，但结果一无所获。室内只有一些通常的证件：房产证、护照、出生证明、结婚证书，甚至还有一些银行账单。每一份证件都被拍了照片。他们查看了个人银行存款账单，没能发现从温克勒银行贪污的迹象。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证明那人是完全诚实的。

大衣柜和卧室的抽屉也没什么东西能显示奇怪的个人嗜好——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中，这些往往会成为敲诈勒索的把柄。说实话，已经看着格穆利希夫人离家的内维奥特组组长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如果说那人的女秘书是一个乏味的小东西，那么他的老婆好比是一张被扔掉的废纸。这个以色列人认为他很少见过如此萎靡不振的老女人。

当女特工用手机警告他们银行家的妻子已经踏上回家的路时，内维奥特的专家们已经完成任务撤出了。在同事们走出屋子穿过花园之后，那位穿着电话公司制服的人重新锁上了前门。

此后，内维奥特组躲在停在街上的面包车里，守着录音机听着那座房子里的动静。

两个星期以后，绝望的组长向巴齐莱汇报说，他们还没录满一盒磁带。第一天晚上他们录到了约二十个词。女的说：“晚餐好了，沃尔夫冈。”——没有回答。她要求更换新窗帘——遭拒绝了。男的说：“明天要起早，我去睡了。”

“他每天晚上都要说这句话，好像他已经这么说了三十年。”内维奥特组特工人员抱怨说。

“有没有性生活？”巴齐莱问。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吉迪。他们连话都懒得说，还谈得上做爱？”

想找出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人格上缺陷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那人不赌博，不搞同性恋，没有社交，没有情人，不上夜总会，不去红灯区。只有一个晚上他出了家门，跟踪组的士气立即振作起来了。天黑后，吃过晚饭，格穆利希穿着深色大衣，戴着深色帽子步行穿越黑暗的郊区，走到五个街区之外的一栋私宅。

他敲门后等着。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门又关上了。一会儿，底楼的一盏电灯亮了，但隔着厚厚的帘子。在房门关上之前，其中一名以色列盯梢队员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尼龙束腰外衣的长相严肃的女人。

也许是艺术洗浴？抑或是异性陪浴，与两名高个子妓女一起洗桑拿，让她们操持桦木枝条？第二天上午核查后，特工们发现那个穿束腰外衣的女人是一位年长的手足病专科医生，在自己家里开着一家小小的诊所。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去治疗脚上的鸡眼的。

十二月一日，吉迪?巴齐莱接到科比?德洛尔局长从特拉维夫打来的狂怒的电话。这可不是一次没有期限的行动，他警告说。联合国已经确定了最后期限，伊拉克必须在一月十六日前撤出科威特。到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快点行动起来！

“吉迪，我们这样跟着这个家伙到死也不会有个结果。”两名组长对他们的队长说，“他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破绽，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家伙。没有空子——我们没有他的空子可钻。”

巴齐莱举棋不定。他们可以绑架他老婆，迫使丈夫提供合作，或者……麻烦在于那家伙可能宁愿牺牲老婆也不愿去偷一张午餐券。更糟的是，他会报警。

他们可以绑架格穆利希，让他乖乖地听话。但这种办法麻烦在于他必须回银行去办理转账手续，把耶利哥的账户关闭。一旦进入银行，他会高喊救命。科比?德洛尔说了，不准失败，不留痕迹。

“让我们把目标转移到他的秘书。”巴齐莱说，“机要秘书通常知道老板的所有事情。”

于是两个特工小组把注意力转向同样难看乏味的爱迪丝?哈登堡小姐。

对她的了解更省时间，仅仅十天。他们跟踪她到了她家。那是在格林辛西北郊，即第十九区特劳滕瑙街旁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的一套小公寓。

她独身居住。没有情人，没有男友，甚至也没有宠物。搜查她的个人证件后，发现她的银行存款不多。她母亲退休后住在萨尔茨堡。这套公寓原本是她母亲租赁的，租房卡上这样记载着，但七年前母亲回到家乡萨尔茨堡时女儿搬进来住了。

爱迪丝开一辆小型西亚特轿车，停放在公寓外边的街上，但她基本上是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毫无疑问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