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驶出舒尔贾街，转到教堂的后面。骑车经过时他看见了那个粉笔记号，但他继续前行。到了巷子的尽头他停住了，跳下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整链条，同时扭头朝他过来的方向观察，看身后是否有动静。

没有动静。没有秘密警察匆匆行走的脚步声，没人在屋顶上探头探脑。他骑回来，拿出湿布擦去那个记号，又骑车离开了。

这个数字8表示，在阿布纳华斯街旁边废弃院子里的地坪石下面，有一份情报在等着他。那地方在半英里远的河边。

孩提时他曾经在那里玩耍，与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沿着码头奔跑。那时，那里的商贩们摆出各种可口的风味小吃，还向路人出售从底格里斯河捕获的大鲤鱼。

现在商店都关上了门，茶馆也拉上了百叶窗；只有三五个人在码头上闲荡。宁静正合他意。在阿布纳华斯街头，他看见一组秘密警察的便衣卫兵，但他们没去注意这个骑着自行车跑腿的打工仔。见到他们，他反而感到振奋，秘密警察们并不笨，如果他们是守候一只死信箱，那么他们不会派一组那么明显的便衣站在街头。他们出来巡视估计是故作老练，可惜用错了地方。

情报在那里。砖头很快就复位了，折叠着的纸条被放进他的内裤裤裆里。几分钟之后，他踏上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哈拉尔大桥，从里萨法回到卡奇，又继续前行，返回了在曼苏尔的苏联外交官住宅。

他已经在那座花园洋房里住了九个星期。那位俄罗斯炊事员和她的丈夫对待他很公正，他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浜俄语。他每天外出采购新鲜农副产品，这给了他去巡视各个死信箱的极好机会。他已经发了十四份信息给那位没见过面的耶利哥，并从耶利哥收到了十五份情报。

他被秘密警察拦住过八次，但因为他卑贱的举止、他那辆破自行车和装着蔬菜、水果、咖啡、香料的篮子，加上他出示的外交官家庭的证明信和他那明显的穷困潦倒相，他每次都能当场脱身。

他不可能知道利雅得在制订什么样的作战计划，但他必须把通过磁带传来的所有提问，用阿拉伯语写出来并交给耶利哥，再阅读耶利哥的回复，翻译后用压缩电报发回给西蒙?巴克斯曼。

作为一名军人他能估量出，耶利哥的情报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于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指挥官肯定是无价之宝。

他的棚屋里有了一只燃油取暖器和一盏煤油灯。从市场购物带回来的麻袋现在用作了窗帘，门外砾石路上传来的吱嘎作响的脚步声可以提醒他有人走近了门口。

那天夜晚，他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插上门，确信帘子已经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了，然后点上油灯开始阅读耶利哥的最新信息。它比往常的要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其重要性。马丁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突然忘记阿拉伯语，咕哝了一声“耶稣基督啊”，然后揭开那几块松动的地砖，露出那只磁带录音机。

唯恐引起误解，他把那份情报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缓慢地、仔细地读入录音机，接着把开关拨至快录档，把信息压缩至最短。

午夜零点二十分，他把电报发了出去。

因为知道那天夜晚十二点十五至三十分之间有一个收报时限，所以西蒙?巴克斯曼没有上床睡觉。当电报收进来时，他正与其中一名无线电报员打扑克。第二名报务员从通讯室来报告消息。

“西蒙，你最好现在来听听这个。”他说。

尽管秘情局在利雅得从事情报活动的不止四个人，但对耶利哥的操纵管理是绝对机密，知情人只有巴克斯曼、情报站长朱利安?格雷和两名报务员。他们的三个房间已经与别墅里的其他房间隔离开来了。

在那间卧室改成的录音棚里，西蒙?巴克斯曼用一台大录音机放了那段声音。麦克?马丁先是说了两遍阿拉伯语，是按耶利哥的手写稿子逐字逐句念出来的，继之又读了两遍他自己的英语译文。

听着听着，巴克斯曼感到头顶被浇了一桶冷水。糟了，糟得很。他听到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另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他旁边。

“是他吗？”录音带刚播放完，巴克斯曼就急切地问。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丁已经被捕，那段话是一个骗子说的。

人的话音有各种不同的音调、节奏、高低和韵律，用音频分析仪可以把声音以一系列的线条反映到屏幕上，就像心电图机那样。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每个人的话音都有细微的差别。在赴巴格达之前，麦克?马丁的话音被录入了这种机器。此后从巴格达发过来的电文话音会跟这段话音作比较，确认为同一人的声音。这样做为的是防止在压缩，解压，录音机录制，或人造卫星传输过程中万一声音失真。

那天夜晚，来自巴格达的话音与已录制的声音作了核实。是马丁的说话声，不可能是其他人。

巴克斯曼的第二个担心是马丁已遭逮捕、拷打，已经变节，他现在是在枪口下读出别人为他起草的假情报。但他否决了这个想法，认为可能性极小。

他们预先已经约定，万一马丁被捕，不能以自由间谍身份发报时，那么电报中会出现商定好的词语，停顿、犹豫或一声咳嗽。再者，他上次发报才过去三天时间。

伊拉克的秘密警察也许是残忍的，但他们的行动没有那么快。再说马丁非常坚强。一个人如果那么快就屈服变节，说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经过严刑逼供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况且这种精神状况肯定会在他说话中显露出来。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