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楼梯脚下，——他下楼唯一的柴梯，——而第三个宪兵则骑着马，手里握着火枪，象一个哨兵似的站在大门口的街上，而钟瓶旅馆又只有这样一个出口。这第三个宪兵的出现肯定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他的前面有一群好奇的闲荡汉，紧紧地阻塞了旅馆的进口。“糟糕！他们找我！”这是安德烈的第一个念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焦急地向四面观望。他的房间，象这一层楼所有的房间一样，只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门，从那道门出去是谁都看得见的。“我完啦！”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的确，一个象安德烈犯那样罪的人，一次被捕就是等于终生的监禁、审判和处死，——而且毫不被人同情或早晚被处死。他痉挛地把他的头在自己的双手里埋了一会儿，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吓得发疯；不久，从那混乱不清的脑子里和杂乱的思想里闪出了一线希望，他变白的嘴唇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他向四面一看，在壁炉架上看见了他所搜索的目标；那是笔、墨水和纸。他勉强镇定下来，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在一张纸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没有钱付账，但我并非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留下这只十倍于房钱饭钱的夹针作抵押品。我在天刚亮时就逃走了，因为这会使我很难堪。”

于是他从领结上除下别针，放在那张纸上。等这一切办完以后，他不让房门继续紧闭，走过去拔开门闩，甚至把门拉成半开半掩的样子，象是他已离开房间，忘记关门似的；他抹掉地板上的足迹，熟练地溜进壁炉烟囱，开始顺着空烟囱往上爬；烟囱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了。与此同时，安德烈所注意到的那第一个宪兵已跟着警察局的执事官走上楼来，第二个宪兵仍守着楼梯，第三个宪兵仍守在大门口。

安德烈这次受追捕，背景是这样的：天一亮，紧急急报发向四面八方；各区的地方当局几乎立刻就以最大的努力来捕捉谋杀卡德鲁斯的凶手。贡比涅是一个警卫森严的市镇，有众多地方行政官吏、宪兵和警察；所以急报一到，他们便立即开始活动，而钟瓶旅馆是镇上的第一家大旅馆，他们自然要先到这来调查。而且，据在钟瓶旅馆隔壁市政府门口站岗的哨兵的报告，知道当天晚上那家旅馆住了几个旅客。那个在早晨六点钟下班的哨兵甚至还记得，正当他在四点零几分上班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小孩子合骑着一匹马到来。

那个青年在打发了那孩子骑马走以后，就去敲钟瓶旅馆的门，旅馆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又关上门。于是疑点便落到了那个这样夜深出门的青年人身上。

那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安德烈。所以，警察局的执事官和那宪兵——他是团长——便朝安德烈的房间走来。他们发觉房门半开半掩。“噢，噢！”宪兵团长说，他是一个老狐狸，对罪犯的这套把戏称得上是见多识广，“开着门可是一个坏兆头！我情愿发现门关得紧紧的。”的确，桌子上的那张小纸条和夹针证实，或者不妨说，应验了他那句话的正确性。我们说应验，是因为那位宪兵团长经验丰富，决不肯只见到一件证据就深信不疑。他四面张望，翻一翻床，掀动帐帏，打开柜门，最后，在壁炉前面站停下来。安德烈曾小心不在炉灰里留下脚迹，但这是一个出口，而在那种情形下，每一个出口都需要严格检查，宪兵团长派人去拿一些麦杆来，把它塞满壁炉，然后点着火。火毕毕剥剥地烧起来，一股浓黑的烟柱沿着烟囱往上窜；但烟囱里却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有犯人掉下来。事实上：那宪兵虽很有经验，但自小就与社会作战的安德烈，其经验却也同样丰富；他早就预料到有这一场火攻，所以已爬到屋顶上，蜷缩在烟囱旁边。他现在认为自己已得救，因为他听到那宪兵团长大声对那两个宪兵喊道：“他不在这里啦！”但他小心地探出头看一下，他发觉宪兵在听到这个宣布以后非但没有退走，反而显得更警惕了。现在轮到他来向四周观望了。他的右边是市政府，一座十六世纪的大厦。任何人都可以从楼顶的窗口望下来，仔细察看下面屋顶上的每一个角落；而安德烈看见随时会有一个宪兵的头颅从那些窗口里探出来。要是一旦被发觉，他知道他就完了，因为屋顶上的一场追逐是不能幸免的；所以他决定下去，但不是从他上来时的烟囱下去，而是从通到另一个房间的烟囱下去。他四面环顾，找到一个不冒烟的烟囱，爬到那儿以后，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到那烟囱口里了。在这同时，市政府楼顶的一扇小窗猛烈地被推开，宪兵团长的头露了出来。他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会儿，象是那座建筑物上的石雕装饰品一样，然后，就听得一声失望的长叹，他就不见了。那镇定和庄严得象代表法律一样的宪兵团长穿过人群，并不理会落到他身上来的种种询问的目光，重新走入钟瓶旅馆。

“怎么样？”那两个宪兵问。

“嗯，孩子们，”团长说，“那逃犯一定是今天一早就逃走了。但我们将派人到通维莱科特雷和诺永的路上去追赶他，并且加紧搜索森林，我们一定能捉到他。”

这位可敬的官员刚才用宪兵团长所特有的一阵那种抑扬顿挫的腔调说完这番话，就听得一声长长的惊叫，伴随着猛烈的铃声，传到旅馆的院子里。

“啊，那是什么声音？”宪兵团长喊道。

“似乎是有一位旅客等得不耐烦了，”老板说。“哪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