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