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没想到，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她想不通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厄内斯特是学者，对高尔夫或者别的运动并无兴趣；克罗斯多少年都不读书了。于是她问厄内斯特这是为什么。

“他愿意听人说话，我愿意对人说话，仅此而已。”他说。克劳迪娅觉得不对，事情不是这么回事。

她又问克罗斯。虽然这是她哥哥，却比谁都神秘莫测。克罗斯思忖了一会儿，终于说道：“因为你用不着提防着他，他没什么想捞的。”克罗斯一开口，她就知道这才是真相。她恍然大悟。厄内斯特·维尔一点城府都没有，真是不幸。

她跟厄内斯特·维尔的关系有点不一样。他虽然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在好莱坞却没什么影响力，也没什么交际能力，还总是招来别人的反感。他在杂志上刊载的文章都是关于国内热点问题的，永远保持政治正确，可讽刺的是，这反倒把两方阵营都得罪了。他嘲笑美国的民主进程；他扬言除非男女在体力上达到平等，否则女人就只是屈服于男人的命，因此建议女权主义者去搞个准军事训练组织；谈到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语言的文章，他说黑人应该改称自己为“有色人种”，因为用“黑色”来表示贬义的场合太多了。比如“黑暗的念头”“黑得跟地狱一样”“肤色黑”——而且“黑”这个字永远跟消极方面联系在一起，除了“纯黑色的外衣”之外。

可当他接下来又主张说地中海人种，包括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等，也应该被称作“有色人种”的时候，双方都被激怒了。

他说有钱人就应该冷酷无情、保持警惕性，而穷人应该成为罪犯以对抗法律，因为法律都是有钱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钱而定的。他还写道，所有社会福利都是给穷人的贿赂，以防他们发动革命。提到宗教时，他说这些宗教都应该像药一样管制，凭处方才能使用。

不幸的是，谁也不知道他说这些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这些奇谈怪论从来没在他的小说里出现过，所以即便是阅读他的作品，也捉摸不透他的观点。

但是，当克劳迪娅跟他一同改编他的畅销书时，他们建立起了紧密的友谊。他是个好学生，十分尊重她，而她也挺喜欢他那些尖酸刻薄的笑话，和他对社会严肃认真的思考。他花钱随意，对金钱的概念完全是抽象的。还有，权势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好莱坞的影响，他竟然一无所知。他们十分合得来，于是她把自己的小说拿给他看。第二天，当他带着读小说时做的笔记来到片场，她真是受宠若惊了。

凭借她编剧事业的成功，以及经纪人梅洛·斯图尔特的影响力，她的小说终于发表了。可是她只得到了几句敷衍的赞扬，还有一堆讥诮，因为她是编剧，不是作家。但是克劳迪娅仍然很喜欢自己的书。书卖得很不好，也没人来买电影改编的版权。但至少是出版了。她还加了一条献词给维尔：“致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小说家”。然而无济于事。

“你运气好，”维尔说，“你运气好，没当小说家，去当编剧了。你永远也当不了小说家。”接着，他花了三十分钟时间，不带任何恶意和嘲讽地把她的小说条分缕析，让她认识到这纯属一本平庸之作。没有结构、没有深度、没有引起共鸣的角色，就连她的长项对白都一塌糊涂，通篇小聪明，没有重点。这是一次残忍的打击，但维尔言之有理，克劳迪娅明白这全是事实。

他以一种自以为善意的方式作了结语：“如果是个十八岁的姑娘，这书还真不错。”维尔说，“我提到的这些缺点，都可以用经验加以弥补，只要年纪渐长就会好起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永远没法弥补，你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

虽然克劳迪娅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这句话真正惹怒了她。评论家们其实还赞扬了这本书抒情的风格。“你错了。”她说，“我挖空心思，就为了把句子写得完美。而且，你的作品最让我钦佩的一点，就是诗一般的语言。”

维尔这才笑了起来。“谢谢，”他说，“我并没有刻意追求诗意。我的语言全都是人物情感的真实迸发。而你的语言、你所谓的诗意，都是强加的，是假的。”

克劳迪娅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你算什么东西？”她说，“你也太打击人了，你怎么就知道你是对的？”

维尔被逗乐了。“听着，你可以写能出版的小说然后等着饿死。可你明明是个天才编剧，何必这样呢？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这是我唯一完全了解的事务。除非我说错了。”

克劳迪娅说：“你没说错，但你是个残忍的混蛋！”

维尔很快地扫了她一眼。“你很有天赋，”他说，“你对电影对白很敏感，你是串联故事情节的专家。你真正能够理解电影。你属于电影，你不属于小说啊。”

克劳迪娅的大眼睛惊讶地瞪着他：“你知不知道你多侮辱人？”

“我当然知道，”维尔说，“不过，这都是为了你好。”

“我真不敢相信，你这样的人能写出那样的书来，”她尖刻地说，“谁也没法相信是你写的。”

对此，维尔报以一阵大笑。“没错，”他说道，“这才妙呢，对不对？”

接下来的整个一周，他都一本正经地跟她共同改编剧本。他估计这段友谊算是完了。最后，克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