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亚（雅加达）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荷兰总督府的官员们焦头烂额，来自缅甸和暹罗方向的“不稳定因素”让他们寝食难安。土着精英中分化加剧，一些人更加紧密地靠向殖民者以求自保，另一些人的目光则投向了北方，心思活络起来。

新加坡的街道，白天是戒严的死寂，夜晚是宵禁的恐怖。大规模的交火已经平息，但创伤深可见骨。烧毁的街区像城市身上的丑陋伤疤，无人清理的瓦砾间偶尔能看到未洗净的黑褐色血迹。英军士兵的巡逻队增加了三倍，坦克和装甲车占据着十字路口，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每一个角落。宵禁之后还敢在街上活动的人，可能会被不问缘由地射杀。经济几乎瘫痪，港口吞吐量暴跌，商店大门紧闭，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之间的裂痕在共同承受的苦难和殖民当局有意的挑拨下，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刻。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对殖民者同仇敌忾的情绪，也在底层默默滋生，只是暂时被恐惧和生存的压力压抑着。

金文泰总督仿佛老了十岁，眼袋深重，西装不再笔挺。他不断地向伦敦发电报，要求更多的军队、更多的资金、更明确的授权。他警告伦敦，新加坡的镇压只是暂时压制了火山口，地下的火依然在燃烧，而整个南洋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对不列颠帝国极其不利的变化。

伦敦，唐宁街十号和议会大厦里，争吵和指责几乎掀翻了屋顶。新加坡的惨状通过一些胆大的记者传回国内，配上触目惊心的照片，引发了舆论哗然。反对党工党猛烈抨击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在南洋问题上的无能、残酷和短视，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甚至要求金文泰立刻下台并接受审判。自由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一部分人主张强硬，必须不惜代价维护帝国尊严和利益；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继续在新加坡流血耗资巨大且不道德，应该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甚至考虑与南方军委“那个李幼邻”进行某种接触和谈判。

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殖民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各执一词，互相攻讦。财政大臣拿着雪茄的手在颤抖，咆哮着新加坡的平叛开支已经是个无底洞，严重影响了本土的经济复苏计划。海军大臣则强调皇家海军的力量被分散在从北海到远东的广阔海域，如果南洋局势彻底糜烂，帝国将失去至关重要的战略支点和资源产地。麦克唐纳首相面色灰败，试图调和，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帝国的荣光与现实的窘迫，强硬的面子与妥协的里子，在这里激烈碰撞。对南洋的整体战略，陷入了一片泥泞的混乱和令人绝望的迷茫。

东京，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大楼里，另一种狂热在涌动。新加坡的“混乱”和英国人的“虚弱”被参谋们反复分析、放大。南进的论调越来越甚嚣尘上。在台湾的高雄、澎湖，在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秘密的勘测、机场扩建、物资储备在加速进行。海军将领们盯着南海的海图，手指划过荷属东印度盛产石油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陆军将领们则盘算着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和粮食。对南方军委，试探更加露骨。特使传递的信息越来越直白：倭寇可以“理解”甚至“默许”华夏力量在缅甸、暹罗乃至马来亚北部的存在，作为交换，希望南方军委能在倭寇“维护南洋资源地区稳定”的行动中保持“善意的中立”，并“考虑”在石油、橡胶、铁矿等战略物资供应上给予“便利”。

这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倭寇的野心，如同出鞘的武士刀，寒光凛凛。

华盛顿，白宫和国务院的氛围则更加微妙复杂。罗斯福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前，听着国务卿和远东事务顾问的汇报，手指轻轻敲击着轮椅的扶手。公开场合，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呼吁“南洋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强调“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关切”。私下里，情报人员在加紧收集关于李幼邻和南方军委的一切信息。这个突然崛起的势力，打破了远东原有的平衡，既挑战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帝国，也可能成为遏制倭寇扩张的潜在力量，但同时，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潜在的排外倾向，也令美国商界担忧其在南洋的贸易和投资利益。

罗斯福政府的对策是谨慎的平衡与观望。一方面，加强菲律宾的防务，增派了一些军舰和陆战队，以示存在。另一方面，通过非正式渠道，继续保持与南方军委代表（主要是经济和文化名义）的接触，试图摸清这个神秘对手的底牌、目标和底线。美国像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牌手，看着桌上其他赌客纷纷加注，自己却按着牌不动，冷静地计算着每一方的筹码和可能的出牌顺序，等待最适合自己出手的时机。

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片炎热、潮湿、动荡的南洋。列强如同航行在暗礁密布海域的巨轮，有的船长惊慌失措地试图转向，有的则冷酷地计算着撞击后如何攫取最大块的漂浮物，有的则远远跟着，准备随时撒网打捞。风暴来临前的低气压，让每个人都感到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