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海岸线太长，军舰太少，驻军分散。如果发生大规模骚乱，我们将无力控制。急需增派至少两艘巡洋舰、三个步兵营，以及额外的一千万盾紧急拨款……”

殖民大臣读完电报，摘下眼镜，疲惫地揉着鼻梁。他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满足。荷兰海军最新的巡洋舰还是二十年前下水的，陆军的主力还在欧洲防备德国。至于一千万盾——议会能批出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最终，内阁的决策是典型的“小国智慧”：一方面，命令东印度舰队加强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巡逻，做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秘密指示巴达维亚总督，可以与英国、法国共享关于南方军委和“南洋解放阵线”的情报，甚至可以允许英法的军舰在“必要时”使用荷属港口补给，变相引入外部力量协助防御。同时，尝试与一些“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领袖接触，比如那个在万隆教书、一直主张“渐进自治”的苏加诺博士，给予一些模糊的自治承诺，试图稳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荷兰是文明的、开明的殖民者，我们愿意对话，愿意改革。”殖民大臣在给总督的密电中写道，“但同时，也要让那些激进分子明白，任何暴力反抗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干涉我们内政的借口。”

电报发出去后，殖民大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海牙平静的街道。他知道这些指令有多苍白无力。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被祖国抛弃了一半。而那些在丛林里、在种植园里、在码头边酝酿着不满的人们，更不会因为几句空话就安静下来。

风暴正在积聚，而荷兰这艘老旧的小船，还能在风暴中航行多久？他没有答案。

真正的风暴眼，此刻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旋转。这里的气氛与伦敦的焦虑、巴黎的算计、海牙的无力截然不同，这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亢奋、焦躁和赌博般的狂热。

巨大的作战室里，南洋的海图铺满了整面墙。红色的箭头从台湾、从澎湖、从帕劳射出，像毒蛇的信子，舔向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一群海军将佐围在海图前，眼睛里燃烧着野心。

“诸君，请看！”说话的是军令部作战课长、海军大佐山口多闻，他手中的教鞭在荷属东印度的几个岛屿上用力敲打，“婆罗洲的石油，年产量超过八百万吨！苏门答腊的油田，品质极佳！还有爪哇的橡胶、锡、奎宁……这些资源，正是帝国维系战争机器所亟需的！而守卫这些财富的荷兰人，有什么？几艘老旧的巡洋舰，几千名士气低落的殖民军！英国人在新加坡自顾不暇，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瑟瑟发抖，美国人则远在太平洋对岸，抱着孤立主义做梦！”

他越说越激动，教鞭猛地向西划过：“再看南方军委！他们在陆地上或许能打仗，但海军呢？几乎为零！几艘改装炮艇，几条鱼雷艇，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他们的空军也刚起步，作战半径有限。如果我们果断行动，联合舰队完全可以在一个月内控制爪哇海，切断南洋与印度洋的联系，将整个荷属东印度收入囊中！”

“陆军那边不会同意的。”一个相对冷静的声音响起，是军令部次长、海军中将岛田繁太郎。他抱着手臂，眉头紧锁，“陆军的心思全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身上。他们甚至认为南下会分散兵力，是战略上的短视。”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山口转过身，眼中闪着光，“我们可以告诉陆军，南下的资源将让帝国不再受制于美国的石油和钢铁禁运。有了石油，我们的舰队和机械化部队才能充分发挥威力；有了橡胶和锡，我们的军工生产才能持续。这将极大加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对苏联形成更大压力。这不是分散，这是增强！”

“那南方军委呢？如果我们南下，他们不会坐视。如果他们从缅甸、暹罗南下马来亚，与我们发生冲突怎么办？”

“这就是关键！”山口走到另一幅较小的地图前，上面标注着南方军委的控制区和影响力范围，“李幼邻是个聪明人。他的首要敌人是西方殖民者，而不是我们。至少在现阶段，他需要集中力量对付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没有余力，也没有必要与我们为敌。我们可以通过秘密渠道，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帝国对马来亚、新加坡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只对荷属东印度的资源感兴趣。我们可以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他在马来亚的行动，换取他对我们南下保持中立。甚至可以划定一个势力范围，比如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北边归他，南边归我们。”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低声议论。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眼中露出疑虑。

“与李幼邻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岛田中将缓缓道，“此人的野心，恐怕不止于驱逐西方殖民者。他要的是整个南洋，是整个亚洲的霸主地位。今天我们可以合作，明天他就会是我们的敌人。”

“那就明天再解决！”山口的声音陡然提高，“当务之急，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英国虚弱，法荷恐惧，美国犹豫，南方军委被西方牵制。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等李幼邻整合了缅、暹，拿下了马来亚，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到那时，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对手。而且，谁能保证美国人不会改变主意？谁又能保证德国在欧洲不会闹出大动静，把英国和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