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蓝色防线、黑色标记错综复杂，像一盘进行到中局的棋。此刻，他正站在地图前，冯庸、几名核心参谋和政治部的负责人站在他身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新加坡那个小小的红点上。

“伦敦想止血，巴黎和海牙在加固堤坝，东京磨刀霍霍，华盛顿在划红线。”李幼邻的声音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而我们，该走下一步棋了。”

“英国人搞的那个‘咨询委员会’，是个陷阱，也是个机会。”政治部主任，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人开口，他叫陈启明，曾留学欧洲，精于组织和宣传，“他们想拉拢华人上层，分化我们。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选派可靠的同志，以商人、教师、工会领袖的身份加入进去。不直接提‘独立’、‘革命’，而是提‘华人权益’、‘改善劳工待遇’、‘反对歧视’、‘增加华文教育拨款’。这些都是殖民当局难以拒绝，或者答应了也难以兑现的要求。我们要把这个委员会，变成揭露殖民统治虚伪、教育广大华人的公开讲坛。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让英国人的怀柔政策，变成套在他们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新加坡地下的力量需要重新整合。”负责安全与情报的负责人，一位面色冷峻、人称“老段”的男子接着道，“暴动中暴露了一部分力量，也锤炼了一部分力量。接下来，要化整为零，小组活动。重点从街头对抗转向经济破坏和情报收集。码头、仓库、电厂、电话局，这些地方要多安插我们的人。袭扰要更有策略，让英国人疲于奔命，又抓不住主力。短波广播要继续，内容要调整，多讲英国人的妥协是‘鳄鱼的眼泪’，多讲其他殖民地（比如印度、缅甸）人民的斗争，把新加坡的遭遇放到整个殖民体系崩溃的大背景下，激发更大的共鸣。”

李幼邻点点头，目光从新加坡移开，扫过马六甲海峡，落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支持的力度要加大，但方式要更隐蔽。资金、器材，通过我们在暹罗、缅甸的商行，以‘商业往来’的名义转过去。人员培训，可以分批邀请他们的骨干，以‘学习交流’的名义，到我们在缅北的根据地去。记住，我们支持的是那些有明确民族解放纲领、愿意接受我们政治指导的组织。我们要的是同志，是盟友，不是未来的对手。”

“日本人最近又通过几条渠道递话，提出了更具体的‘合作’建议。”冯庸汇报道，他手里拿着几份译电，“他们暗示，可以默许甚至协助我们在马来亚的行动，换取我们对他们南下荷属东印度不干涉，甚至提议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冷哼。李幼邻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笑意：“势力范围？他们以为这是切蛋糕吗？告诉中间人，也让我们的人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放风：南方军委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对荷属东印度没有领土要求，希望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当然也包括任何国家以武力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至于日本人的商业利益，只要符合平等互利原则，我们当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