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这是收音机的使用说明和频率表。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会有特定的广播节目，内容你们听了就知道。记住，收听时一定要做好隐蔽，天线要架设在室内，用铁丝伪装成晾衣绳。印刷品的分发要谨慎，最好通过信得过的教师、清真寺的伊玛目，或者工会里的骨干。”

“明白。”

“还有，‘家里’建议你们在组织架构上做些调整。”陈先生继续说道，“‘东印度觉醒会’现在有多少成员？”

“核心成员大概两百人，外围同情者估计有两三千，分布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十七个城镇。”苏罗托如实回答。

“不够严密。”陈先生摇头，“‘家里’的经验是，地下组织必须层级清晰，单线联系。核心领导层不能超过五人，彼此之间最好也不要知道所有人的真实身份。每个核心成员下面发展三到五个小组长，每个小组长再管理五到十个基层成员。这样即便有人被捕，也不会牵连整个网络。”

苏罗托认真地听着，旁边一个年轻的爪哇人赶紧拿出本子记录。

“另外，组织的活动经费要建立严格的账目，每一分钱怎么花的，都要有记录。‘家里’可以支援，但不能完全依赖外援。要在工人、农民中募集小额捐款，哪怕一人捐一盾，积少成多，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业。”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将南方军委在缅甸、暹罗等地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结合荷属东印度的实际情况，详细地传授给苏罗托和他的同伴。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警觉的情况下召开秘密会议，如何利用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场合传递信息，如何在警察搜查时隐藏文件和武器，如何在被捕后应对审讯……

凌晨四点，卡车悄然驶离昌隆货栈。那些木箱已经被分散到泗水各处的地下据点，收音机将在一周内通过不同渠道送到爪哇岛各地的秘密联络点，印刷品则会由信得过的妇女、学生和商人，藏在菜篮、书包和货箱底部，运往苏门答腊的棉兰、巨港，苏拉威西的望加锡，乃至遥远的巴厘岛。

接下来的几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夜色中，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泗水郊外一处橡胶工人的棚户区，深夜时分，简陋的竹棚里挤着二十几个男人。他们都是附近荷兰人经营的“东印度橡胶公司”种植园的工人，白天在烈日下割胶，晚上本该累得倒头就睡，但今夜却都睁着眼睛，围在一台用旧衣服包裹着的收音机旁。

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几乎贴近才能听见。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正在用爪哇语播报：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我们的土地上，殖民者的剥削从未停止。他们用枪炮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用法律夺走了我们的尊严，用所谓‘文明’的谎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父辈在强迫种植制度下累死，我们在橡胶园和锡矿里流干血汗，而换来的，不过是勉强果腹的糙米和随时可能降临的鞭打……”

工人们屏息听着。播报的内容他们太熟悉了，每一句都戳在心上最痛的地方。

“但是，兄弟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缅甸，在暹罗，和我们一样肤色、一样命运的人们已经站了起来。他们赶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孩子们可以上学，工人有了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停顿了几秒，然后变得更加激昂：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马来亚，在新加坡，华人兄弟们已经点燃了反抗的火炬。英国人的刺刀没能让他们屈服，监狱和绞刑架只能让火焰燃烧得更旺。我们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巴厘人，我们东印度群岛的所有儿女，为什么要继续做荷兰人的奴隶？”

播报最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在不被监工发现的情况下怠工，如何记录荷兰管理人员的暴行，如何秘密组织互助会，以及一个用于联络的暗号和地址——那其实是泗水一家华人中药铺的后门，那里有人专门负责接收工人们的诉求和情报。

收音机关闭后，工人们久久没有散去。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喃喃道：“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缅甸人真的赶走了英国人？”

“我表哥在槟城做苦力，上个月托人带信回来，说新加坡那边闹得厉害。”一个中年工人低声说，“华人商会都站出来要英国人放人，英国兵开枪打死了几十个，结果闹得更大。最后英国人不得不答应成立什么‘咨询委员会’，让华人也有说话的地方。”

“光是说话有什么用？”另一个年轻工人握紧拳头，“荷兰人从来不听我们说话。我父亲当年在日惹的糖厂做工，因为要求发拖欠的工钱，被荷兰经理叫警察活活打死。我母亲去告状，反被说成是‘煽动闹事’，关了三个月。”

苏罗托悄悄出现在竹棚门口，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光是说话当然没用。但如果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说话呢？如果所有种植园、所有矿场、所有港口的工人都停止工作呢？荷兰人还能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全都打死吗？”

他看着一双双在昏黄油灯下闪烁的眼睛：“收音机里说得对，我们要组织起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这个种植园有三百工人，我们可以先秘密选出十个代表，每个人联系三十个信得过的兄弟。下次监工再无故打人，我们就一起去找经理抗议。如果他不理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