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先进的、可以安装在汽车上的无线电侦测定位系统！还需要可靠的、受过反间谍训练的人！如果他们还想保住东印度，就不能再吝啬那几个盾了！”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不甘，但还是补充道：“另外……尝试接触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情报站，他们在这一带根基比我们深。还有美国人在马尼拉的机构，他们似乎对南洋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可以拿出一些我们掌握的、关于本地民族主义团体之间关系的资料，或者部分不那么敏感的通信记录，作为交换，换取他们可能有的、关于南方军委在整个南洋情报网络架构、通讯规律或者资金渠道的情报。哪怕是碎片，也可能帮助我们拼出一些图案。记住，姿态放低一点，我们现在是求人。”

西贡，法国安全总局印度支那分局的地下审讯室里，空气浑浊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血腥味、尿臊味、汗臭味和恐惧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刺激着人的鼻腔。昏黄的电灯泡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摇晃，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扭曲晃动的影子。局长勒克莱尔，一个身材粗壮、脸颊上有一道醒目刀疤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老兵，穿着熨烫笔挺但袖口沾了些不明污渍的制服，抱着双臂，冷眼看着手下“工作”。他的眼神里没有兴奋，也没有厌恶，只有一种纯粹的、工具般的冷酷效率。

一个被剥去上衣、浑身伤痕的越南男子被绑在木椅上，头无力地垂着，只有偶尔抽搐的肢体显示他还活着。一名粗壮的法籍外籍军团士兵刚刚用包着橡胶的短棍“伺候”过他的肋部。

“说！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儿？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在哪里召开？”负责审讯的副官凑近那人耳边，用生硬的越南语吼道，唾沫星子喷在对方脸上。

回答的是一阵含糊的呻吟和几乎无法察觉的摇头。

勒克莱尔失去了耐心。他走上前，挥手让士兵退开，俯视着囚犯。“听着，猴子，”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阿尔萨斯口音，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我知道你不怕死。很多像你这样的都不怕。但死亡有时候太便宜了。我知道你在堤岸有个相好的，是个混血姑娘，在纺织厂做工。我的人半小时前已经找到她了。她还有个生病的母亲，住在棚户区。”他满意地看到囚犯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惊恐和绝望。“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你和你的小情人，还有她那病怏怏的老娘，或许还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否则，明天红河上会多几具无人认领的浮尸，而你的组织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我们会安排得很像那么回事。你死了，也是叛徒。”

心理防线的崩溃有时比肉体折磨更彻底。囚犯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名字和地址。勒克莱尔面无表情地听完，对副官点了点头：“记录下来，交叉核实。如果是假的，他知道后果。”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地下室。

回到楼上相对整洁但同样气氛压抑的办公室，勒克莱尔用酒精湿巾用力擦着手，仿佛要擦掉那不存在的血腥气。几名下属正在等待指示。“局长，根据新口供，我们突击了三个地点，只抓到几个小喽啰，主要目标似乎又提前转移了。他们内部可能有预警机制，或者……我们的行动还是不够快。”

勒克莱尔将湿巾扔进废纸篓，走到窗前，看着西贡街头那些戴着斗笠、行色匆匆的越南人和趾高气扬的法国殖民者。这座城市表面上依然在他的控制下，但他能感觉到地下涌动的暗流。“审讯！继续加重审讯力度！凡是抓到的嫌疑分子，不管是不是小角色，都要深挖，撬开他们的嘴，找到他们的上线下线！扩大监控范围，华人聚集区、学校、商会、寺庙，还有那些挂着文化交流、慈善互助牌子的社团，一个都不要放过！增派便衣，拍照，跟踪，窃听！”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但是，局长，有些社团有背景，和总督府甚至巴黎的一些官员有联系，我们……”

“这里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不是李幼邻的后花园，也不是巴黎那些沙龙老爷们可以指手画脚的地方！”勒克莱尔猛地转身，脸上的刀疤在肌肉牵动下显得更加狰狞，“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确定是核心分子的头目，如果法律程序太慢或者证据‘难以获取’，那就制造一些‘意外’。车祸、抢劫、溺水……让西贡的街头看起来不那么安全。记住，恐惧是最好的清洁剂。我们要清理的，是帝国的顽疾，手段不需要太讲究。”

然而，站在他身后的副官眼中却闪过一丝忧虑。他跟随勒克莱尔多年，深知这位上司的作风。严刑拷打或许能撬开一些嘴巴，但得到的口供真假难辨，可能浪费大量人力去核实虚假线索，甚至落入对方设置的陷阱。而“意外”失踪，或许能暂时清除一两个目标，但更可能激化矛盾，使得原本中立的华人社群更加恐惧和疏离，将更多人推向反抗者一边，还会招致国际舆论——特别是那些喜欢指手画脚的美国人——的指责。勒克莱尔的方法，更像是用滚烫的烙铁去烫一个已经发炎流脓的伤口，或许能暂时封住表面，内里的溃烂却在加剧，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败血症。只是，在这个人人自危、追求“结果”的体系里，没有人敢当面提出质疑。

马尼拉，美国陆军情报部远东办公室所在的坚固混凝土建筑内，气氛则显得相对“有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