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洛阳。旋飞太原与阎锡山相见，继续坚持“剿共”。11月19日蒋飞济南见韩复榘。22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民众抗日运动。11月28日，又写日记，说：“张学良对“剿共”不坚定，不知分段落。”言外之意仍是“剿共”段落结束后，方可言抗日。文云：“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西北军在东北军影响下，亦转入休战状态。对此情况，蒋认为必须自己亲自驻节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同日蒋到绥远安抚傅作义，令他进攻红军。12月2日，他有如下日记说明他的这种决定的原因：“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抗战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这最后一句不是真话，如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就不会再进行内战，他所以拼命“剿共”，正是为了个人统治地位之安危。前面张学良已经言及于此。

　　自西安见蒋后，张学良开始进行人事更动，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团长。并将进步的军官调任师长。缪征流任五十七军军长。当时何柱国为骑兵军长，坚决拥蒋“剿共”。王以哲对联共抗日持消极态度。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谈判和组织抗日团体，驰援绥远抗战的声明。2日，蒋介石于洛阳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报告西安情况，再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于洛阳已听到特务们的种种关于东北军和红军停战、互助、互利的报告。蒋听到这些报告后，深感有亲自到西安一行的必要。他很自信，认为他有力量和威信，可以扭转东北军一致要求联共抗日的思潮，他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对此有如下记述：“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12月4日，蒋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此处是杨贵妃“春寒赐浴”的地方。秦始皇陵就在附近，距西安四十华里。

　　此时蒋令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落入西安机场；同时令其军政大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陈诚、鄂豫皖边区主任卫立煌、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陕边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齐集西安。蒋为了压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剿共”战争，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并把咸阳至兰州的公路由其中央军控制；胡宗南第一军自甘肃向东布防，从而包围和监视东北军与西北军。同时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很自然地认为蒋对陕北万余红军竟加派各路大军向西安逼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围歼张、杨军队。

　　蒋对张、杨本人明言的则是：张、杨如不剿共，就将十七路军调安徽，东北军调福建，将陕甘两省让给他蒋介石中央军，由他的嫡系部队“剿共”。总之，调走是绝路，将被围歼；不调走就要进攻红军，自相残杀，军队既不愿打仗，而且仍然要在内战中被逐步消灭或削弱。两者都是死路，遂于此情势之下促成张、杨铤而走险，断然捉蒋的西安事变。但张、杨团结抗日，共同救国的心志，则早已坚定不移，如蒋能纳谏，则自不会有此兵谏。蒋既不纳谏，又重兵相逼，则兵谏为不可避免。兵谏目的全在抗日救国，决非为保一己之权位与地盘。

　　为此，东北军的重要将领甘肃省主席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骑兵军长何柱国、一○五师长刘多荃和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也都进入西安。双方对垒森严，气氛异常紧张。

　　7日，张学良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谏诤，他极言愿拥护蒋介石为抗日领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要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诡计。但蒋介石不但不听，且严责张学良中了中共的毒化，他公然对张学良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过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