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都将成为无谓的牺牲，而所谓神圣的抗战，也不过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罢了。

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们东北的主权，竟遭受到盟国无理的出卖，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日，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与苏俄总理斯大林会议于克里米半岛之雅尔达。会中除讨论联合国及德国失败后欧洲土地划分事宜外，以要求苏俄对日作战为主题，而签订了一项出卖中国东北的协定，其文为：

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俄国前于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袭侵害之权利应予恢复。即：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各岛应归还苏俄。

（二）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俄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妥保，并恢复旅顺租予苏俄为海军根据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设之公司共同管理。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利应予保障，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

三、千岛群岛应割于苏俄。

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铁路，应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依据斯大林元帅之建议，美总统将採取步骤以获得此项同意。

美总统所採取的步骤，就是压迫中国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经两国政府批准公布。条约内容大致就是雅尔达协定的合法化。条约中保证俄军于对日作战胜利后三星期开始撤退，其最后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八月八日俄国宣布对日作战，随即派遣军队长驱直入我国东北及热察两省，不及一週，日本天皇已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令。俄军此时才进入中国几天，兵不血刃，就成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胜利者，接受日本的投降，并掠夺东北价值鉅亿的工业设备和物资。这且不言，最使中国蒙受无可忍受的损失，就是在俄军卵翼之下，使共产党在东北深植下强大的武装力量，造成后来政府接收的困难，而戡乱战事终至遭受挫败，亦即造因于此。

依照「中苏友好条约」之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国国境，可是他们百般刁难，不肯依限撤出。同时阻挠我政府军队进驻东北。直到共军大量侵入东北，并获得俄军缴收日军装备后，俄军不待我军接防，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苏境。因之整个东北除瀋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外，都成了共党盘据的巢穴。

所以抗战胜利，我政府所接收的东北，除去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别无他物。真正攫得东北广土众民的，是共党。而真正获得鉅量工业设备和物资的，是俄帝。为不甘东北沦陷而苦战八年的中国，到头来却一无所得。这种胜利的苦果，是怎样产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雅尔达协定之所赐。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一九四六年九月改为行辕）主任，负责办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原望军政分治，协调合作，以期有所建树，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牵制起来，以致军事力量与行政效率，都相对的为之削弱。再则军政双方，都缺乏通盘筹划的计划，而一般不肖人员以劫搜为接收，较之关内其他各地，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士气人心，均发生严重的恶劣影响。东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样的险恶，再加上我们军政方面的不争气，遂愈益不可为。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莅华，曾赴东北访问，认为东北现状，与人谋不臧有关，于是我政府乃有调整东北人事之考虑。八月十二日，我以参谋总长身份，奉派飞瀋视察。除访问东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约集东北军政党团首长，检讨有关东北各项问题。十五日飞四平慰问军民，时当我军大胜之后，发现有不肖军人乘机掠夺民间财务情事，当予议处，然对于军纪败坏，深觉痛心。十六日再飞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视察，原拟再多留几日，藉图充份了解东北实况，惟因主席电催返京，只得于二十一日结束了这一次东北之行。

返京后，即奉主席召见，于报告东北情形后，对于调整东北人事，先拟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愿，乃定由国防部长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却竭力主张要我去。我想国步艰难至此，倘能为主席稍分一点忧劳，自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参谋总长职务则必须准我摆脱。主席考量之后，却只准我兼，不准我辞，在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时期，参谋总长职务交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议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稍事摒挡，即于九月一日飞抵瀋阳。

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东北耆宿张作相、王树翰、冯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将要来东北，曾就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形，写给我一封信，对于当地现状，颇有一些简单扼要的描绘。如说：

军事方面：「今者大敌必须国军，小敌亦必须国军，奸匪窜扰无已，国军疲惫不堪。」「奸匪之在东北，拥有强大背景，据有优厚资源。」

政治方面：「东北情况虽属特殊，而机构制度实多与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