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退步，原来是被这些歪理邪说迷惑了心智！”

石头仔倔强地抬起头：“洪伯说的不一定都是错的！他说美国没有皇帝，却很强盛；他说那里华人饱受欺辱，皇帝根本不管，也管不着…”

“荒唐！”王先生气得胡子发抖，“华夏文明，礼仪之邦，岂能与蛮夷之地相提并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乃天地之经义！你...你今日若不悔改，就跪在圣人像前思过！”

石头仔咬着嘴唇，跪在了孔子像前。

但他心里并不服气：为什么先生不容许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讨论洪伯说的那些新鲜事物？

课后，王先生把石头仔单独留下来，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帝象，我知道你聪明好学，但切不可被异端邪说迷惑。圣人之道，历经千年检验，是为至理。那些海外奇谈，听听便罢，不可当真。”

几天后，石头仔在村口又遇见了洪伯。

他迫不及待地把私塾里的争议告诉了老人。

洪伯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小石头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对错，将来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去看啊。”

“我这次从美国回来，坐的是最快的火轮船，才花了十几天，我听说，九爷在广州也在招人，等你长大了，也许也可以去看看。”

他顿了顿，继续说：“你们先生教的圣贤之道，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外面的世界也在变化，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圣贤不是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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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里外的广州府城，一群十八岁的青年儒生也在纠结。

广州，是整个大清国最先感受到世界风潮冲击的窗口。

十三行地区早已不复往日“一口通商”的独尊地位，但依旧是中西交汇的枢纽 。

高大的西洋商馆与古老的粤式骑楼并肩而立。

珠江上，传统的沙船、艇仔与冒着黑烟的蒸汽明轮船擦肩而过，

康广厦，号长素，南海丹灶人，师从广东大儒朱次琦。

朱九江先生是晚清岭南学术界的泰斗，他治学严谨，一扫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力倡“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必须根植于现实，以解决国计民生之困。

在老师的教诲下，他一度坚信，拯救这个积弱之国的良方，就蕴藏在儒家的古老典籍之中。他沉浸在《周礼》、《公羊传》的微言大义里，试图从中发掘出“圣人改制”的真意，以儒家内部的自我革新，来回应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然而，广州城无处不在的西学东渐之风，却像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汐，不断冲击着他思想的堤岸。

城南的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坊，是他时常流连之地。

书坊不仅售卖经史子集，还摆放着一些被主流士人视为“杂学”的西学译着。

他第一次在这里翻开《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书中的世界地图和万国风情，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眩晕。

地球是圆的，中国之外尚有无数强国，这颠覆了他自幼形成的“天朝上国”的观念。

这日午后，他与几位同在游学的青年士子聚会。

“长素兄，你看这《 中外新闻七日录》 上所言，”

一个同学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在广州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在文化人之间很流行，由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卜罗于1868年创办。

这份报纸是广州博济医院的附属机构，旨在传播西方新闻、科学知识和基督教教义。内容涵盖国内外新闻、科学常识、宗教伦理等。由于其教会背景，报纸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它也是当时广州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泰西诸国，以商立国，以律为绳。其公司之法，股份之制，能聚万民之财，成一人所不能成之事。其效之巨，远胜我朝之官督商办。”

康广厦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却落在另一篇文章上。

那是一篇关于“太平洋渔业公司”在澳门与广州设立办事处的报道。文章的措辞很谨慎，只说这是一家来自美利坚金山的华人商号，以新式的“契约化”管理模式，大规模招募华工，前往海外垦殖。

“契约化……公司化……”

他咀嚼着这几个新奇的词汇，

“不过是换了个名头的猪仔馆罢了！”

另一位士子，名叫麦孟华的，脸上露出了鄙夷之色，“我听人说，这家公司行事霸道得很！他们所谓的契约，不过是一纸卖身文书。一旦签了字，便生死皆由人手。去年年末，在澳门，为了争夺码头的劳工，他们的人与本地堂口火并，据说当场就打死了好多人，连澳葡的警察都不敢过问。这哪里是商号，分明就是一伙海匪！”

“孟华兄此言差矣。”

一位名叫陈千秋的士子反驳道，“我倒觉得，此事颇有可商榷之处。猪仔贸易，由来已久，其弊病在于散乱无序，全凭客头良心。而这家公司，却能将其公开见报，以统一之规章，行规模化之招募。至于火并杀人，不过是草创阶段，清除障碍的必要手段罢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视人命为草芥，也算不拘小节？”麦孟华激动起来，

“那依你之见，又该如何？眼睁睁看着我粤省百万饥民，在国内流离失所，饿死沟渠吗？”陈千秋反唇相讥，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家公司，无论手段如何，至少给了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一条出路！报纸上的待遇，也并不苛刻！”

眼看两人就要争吵起来，康广厦终于开口了。

“二位不必争了。”

“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