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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然已实际执掌大权。其施政多借鉴西洋制度,整饬内政,兴建道路,将昔日渔村新山发展为初具规模之市镇。
尤为可贵者,阿布巴卡殿下对华商态度友善,此实为难得之投资移民环境。
柔佛今日之经济命脉,系于独具特色之“港主制度”。
此制犹如特许经营,华商可向王室申请“港契”,获得大片土地之开发权。
作为回报,港主享有经营赌博、当铺、酒类、猪肉及鸦片五类之专利权,每年仅需向王室缴纳定额税费。
目前柔佛境内已开辟二十九条河流流域,沿河开发之港脚多达数十处,几乎尽为华工开垦之种植园。
其主要作物甘蜜与胡椒,产量丰饶,多经新加坡转口外销。
柔佛甘蜜产量已居世界之冠,获利颇丰。
柔佛华民人数,暂无精确统计,然各港脚聚居者已达数千家之众。
其中潮州籍人士凭借与王室之良好关系及对本地洪门义兴公司之掌控,在种植业中占据优势。
而福建人多营商业,客家人与广府人则从事矿务与手艺。
此地华社已形成“独尊义兴,五帮共和”之格局。
义兴公司俨然如华人社会之自治机构,掌管庙宇、义山等公共事务,其领袖在柔佛华社中威信极高。
如港主陈开顺、商贾黄亚福等,皆为此间翘楚,
英国势力日益渗透,未来政治格局或有变数。港主制度与义兴公司之特殊关系能否长期维持,尚待观察。”
陈九看完了信件,叠好放在一边,又拿起了另外一封,信上详细说明了柔佛的三合会,义兴的重要人物,当地的一些洪门分支,会馆等等。
“左一个义兴,右一个义兴。”
陈九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从旧金山到檀香山,广州到南洋,他经手的情报里面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义兴。
大的有像是占了锡矿半天山的,手下大几千青壮,小的几十人,凑在一起在当地的华社混口饭吃。
这洪门,天南海北不知道洒出去多少。
作为洪门大哥,陈九也试图寻找过这个问题的答案。
满清入关,大量的明朝遗民、败军和士大夫不甘心受异族统治,转入地下,形成了各种以“恢复大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
“洪门”中的“洪”字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
清初至中,洪门天地会主要在福建、广东、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活动,多次发动起义。
可是随着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固,很多背后支持的士绅举手投降,很多人也受够了反贼的日子,减少了活动。
“反清复明”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小,洪门的性质开始逐渐演变。
政治目标难以实现,逐渐转变为下层社会民众的互助性组织,笼络农民、手工业者、船夫、小商贩。
开始时为成员提供保护、调解纠纷、筹措资金、安排生计,后来,好多就成了暴力团伙,说是提供保护,其实就是变相的吸血,自己经营一些赌场,鸦片档,收平安银。
在缺乏安全感,四处动荡的民间社会,发展迅猛。
随着政府的打压,几次参与重要的起义失败,加上西方殖民地的劳动力短缺,这些洪门分支好多跑到了海外去。
在本土,他们是一个被镇压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秘密反叛组织。
在海外,摇身一变,直接就是华人社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和治理机构。填补了殖民政府与孤立华人移民之间的权力真空,既是保护者,也是管理者。
除了舔一下鬼佬,忍一忍洋大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
尤以南洋地区为甚,会党遍地开花。
这个问题一度让华人总会也束手无策,杀?杀得过头引起殖民政府警惕,在南洋直接没有立足之地。英法、荷兰,西班牙不会乐意看到一个新的暴力组织打破殖民地的稳定,哪怕是挂着洪门的皮也不行,只能有限度地小范围使用暴力。
招揽也行不通,这些人的根基在南洋,甚至做好了不回国的准备,在本地开枝散叶,抱团求生,对外来的陌生组织很警惕。
归根到底,除了身份都是华人这一点,大家彼此的利益点,屁股坐在哪边,根本都没有一点共通之处。
只能徐徐图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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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伍廷芳再度回信,柔佛的事已基本搞定。
陈九指示他,继续深入,并与南洋几家合作起来信誉较好的英国种植园主接触,敲定首批数千人的用工意向和合同范本。
这期间,陈九再次亲自前往灾民区。
官府的粥厂依旧稀薄,灾民的数量似乎并未减少,路边倒毙的尸体也屡见不鲜。
传统的赈灾方式已近失效。
终于,在抵达天津近一个半月后,消息传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意在节略(简要汇报)的基础上,拨冗一见,听取东华医院代表关于“以工代赈新法”的更详细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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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地点在保定直隶总督署的花厅,而非天津。
这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信号:此事重大,需在更为正式和核心的衙署商议。
陈九依旧以张百善助手的身份随行。
经过层层检查,他们被引入花厅。厅内布置典雅而不失威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和墨汁的味道。
不久,脚步声响起,一位身着便服,面容清癯,目光锐利,不怒自威的老者在幕僚的簇拥下步入花厅,正是权倾一时的李鸿章。
东华医院的董事身份在香港华人社会已是上流中的上流,但面对如今权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