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刺刀一一捅开检查。他被呵斥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羞辱。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他前往乡下的路上，每一个荷兰人设立的哨卡，都是一次新的噩梦。他被反复盘查，被勒索钱财，甚至被无故殴打。

等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地赶到母亲身边时，老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当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棉兰时，因为超过了通行证规定的时限，他被当即逮捕，以“通匪嫌疑”的罪名投入了监狱，生死未卜。

荷兰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这种将整个华人社群视为敌人的偏执做法，正在产生他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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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秋日的阳光穿透运河上空弥漫的薄云，给证券交易所镀上了一层金色。

交易所内，气氛却与这沉闷的天气截然相反，正处在一种癫狂的沸点。

“抛！全部抛掉！德利公司的股票，一张都不要留！”

一个穿着考究、头发梳得油亮的经纪人，对着拥挤的交易池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的声音在数百个同样疯狂的呐喊声中，显得尖利而绝望。

这些天，交易板上，代表着“德利公司”的股票，价格正以一种自由落体般的速度疯狂下跌。

几天前还价值四百荷兰盾的股票，几天后就跌破了三百，而且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恐慌，在人群中蔓延。

在交易所二楼一间可私人包厢里，

彼得·范登博世，德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正脸色铁青地看着楼下那疯狂的景象。

他手中的雪茄已经熄灭，烟灰落在了他昂贵的马甲上，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家族的荣耀，都与这家公司深度捆绑。

德利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烟草公司，它是荷兰殖民资本主义最璀璨的明珠。

自1869年成立以来，它便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苏门答腊的沃土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

它的股票，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炙手可热的蓝筹股，以其稳定而又惊人的高额分红而闻名。

在1871到现在，公司支付给股东的年均股息率，超过了60%，令人难以置信，受到了逐年递增的疯狂追捧。

在前两年，股息甚至超过了票面价值的100%。

这导致票面价500荷兰盾的德利公司股票，一股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数千荷兰盾的范围内波动。

具体价格会根据烟草收获预期、欧洲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布的利润报告而变动。

因为，票面价500的德利股票，当年的股息就至少300。

德利的股票是荷兰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股票之一。

范登博世家族的财富，正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黄金浪潮中积累起来的。

然而，苏门答腊叛乱的消息，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围剿，将这一切都打入了地狱。

起初，他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还试图封锁消息，控制局势。

但在金融市场，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

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

一些背景神秘的国际财团，仿佛早已预知了这一切，开始在市场上不计成本地做空德利公司的股票和相关债券。

紧接着，《泰晤士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苏门答腊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度报道，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荷兰殖民政府的无能和德利地区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套招数非常致命。

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们彻底陷入了恐慌。一场疯狂的抛售潮，开始了。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范登博世猛地一拍桌子，对着包厢里其他几位同样面如死灰的大股东吼道，“我们的财富正在被烧成灰！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损失数以万计的荷兰盾！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一位年长的银行家，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苦涩地说道，“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们能快点派兵平定叛乱。但你也知道，亚齐的战争已经拖住了他们所有的精力。”

“那就逼他们！”范登博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而决绝的光芒，“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打。它也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在海牙的议会里打！”

当天下午，一场由德利公司董事会牵头的紧急会议，在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绅士俱乐部里秘密召开。

与会的，不仅有公司的股东，还有来自各大银行、航运公司和保险业的巨头。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触角，足以深入到荷兰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范登博世站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殖民地骚乱，而是一次对我们整个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经济利益的蓄意攻击！我们必须让政府明白，德利的稳定，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几家公司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命脉！”

他们的策略迅速成型，

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舆论渠道，开始大肆渲染苏门答腊的危机。他们将华工的暴动，描绘成一场野蛮的、针对所有欧洲文明的攻击，将荷兰种植园主描绘成手无寸铁、等待救援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将总督范兰斯伯格的“堡垒策略”，抨击为懦弱无能、坐视局势糜烂的“投降主义”。

紧接着，他们动用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

一场针对殖民地部大臣的质询，在海牙的国会大厦激烈展开。

反对党议员手持着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