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也多少听说了吴伟业在怀庆的做法，这也是他被人诟病的一个原因。

在侯方域看来，吴伟业真是不够聪明。羊肉都吃了，偏偏顶着一身骚，说些不合时宜的怪话。就算你心底里真的过意不去，日后略略放宽一线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行出于众呢？

“手段姑且不论，”侯方域道，“你说他们行商韩之事，这本身就很不妥。若是让言官们知道了，参你一本，你说得清么？”

“我说得句句是实，参我什么？”

“各府县官员用的都是殿下颁行的工作纲领，所作所为在文本上看绝无擅自妄行之处。你说他们是商韩之徒，置殿下于何地？”侯方域虽然没释褐，但一直跟在侯恂身边，官场见识却是要比当惯了清贵的吴伟业老成许多。

吴伟业转念一想，倒的确如此，若是有人攀诬，还真是能套个诋毁国本的罪过。

就算全天下都知道皇太子不信奉儒教，也不能明说。一旦皇帝家都不信儒了，这对儒教的打击得有多大？大明还是儒教的天下，即便卫道士们能接受非君之论，但绝不能容忍有人破坏儒教的声望地位。

终于，吴伟业垂下头，道：“多谢朝宗开导，我却是有些过了。”

“殿下受业于诸位大儒，绝不会听商韩之辈邪说。”侯方域索性更加点透道：“以我之见，殿下只是略偏于荀卿之说罢了。”

世人说到法家，一向是商韩并举，其实两者并不相同。

商鞅是秉承李悝一脉，讲究定名止分，用法律约束世人的生产活动。如同天道设定四季，万物各行其道，不越规矩。这其实是从道家中脱胎出来的思想。

韩非被后人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却是大儒荀况的弟子。他的思想看似与商鞅相类，却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强调的是由“礼”而“法”，名实相副。

虽然韩非也写下了《解老》、《喻老》两篇，认为国君应当无为，而法条则必须无所不为，被后人称为“道法家”。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李悝、商鞅的立法手段，核心仍旧是为了达成儒家圣王“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

儒源于道，采以法；法源于道，成于儒。三家互补互存三千年来，已经脉络纠缠，只有皓首穷经，专研元典的大学者才能将之理清分明。这已经是哲学家的层面了。

世人不可能各个都是哲学家，甚至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安稳。所以事实如何完全没有深究的必要，只有站稳立场才是王道。

侯方域见吴伟业总算有了悔意，暗松了一口气，一桩心事算是解开了。

三四六马蹄带得淮河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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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慈烺在洛阳召开了河南省知府级会议。会议由河南巡抚兼布政使周应期主持，皇太子安排下一阶段各府工作，表彰政绩优异者如开封知府廖兴、归德知府侯方域。

同时还宣布了新的行政区划。

首先是怀庆府和卫辉府合而为一，新成立的怀庆府下辖十二个县，成为河南大府。其次是汝州直隶州再次划归南阳府，如今的汝州知州暂领襄阳府。这样就能节约出来一套府级行政班子，提高行政效率。

作为一个礼教国家，必须遵循的基础原则就是：二人成礼，三人成仪。

看似一个简单的会议，绝对不可能所有人坐在一堂就打发了。知府桑开第对礼仪颇有研究，而且颇懂变通，将这场会议改成了“朝见”和“会筵”两个部分。先让众官朝见皇太子，然后各自入座，举行筵席。

筵席的气氛宽松，说话可庄可谐，正好和太子说的“会议”相符。

朱慈烺也很满意这种布置，他坐在居中尊位，下面的知府官员分了两边，相对而坐，就跟后世企业开高官会议没有区别。

为了应景，官员面前还放着食案，摆列着茶、水、果、糕，简单干净，节约开销。

“明年开春，全省各地，尤其是归德、怀庆，必须要保证春耕。”朱慈烺道：“明年山西方面的粮食希望能够从河南调拨。”归德和怀庆府是河南重点产粮区域，只要能够充分保证春耕开垦，做到全省自给自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是额外供应山西，那就有点压力了。

吴伟业和侯方域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水糕点，也觉得有些沉重。不过两府一向就是产粮之地。土地富饶，如今又有土豆玉米红薯等可以在山地、滩涂耕植的半粮，也不是不能完成任务。

“开封府，”朱慈烺望向年轻果敢的廖兴，“安民之后，首重治河。春耕可以量力而行，但是治河必须放在首位。廖兴，你若是能将这黄河治好，我为你请爵。”

廖兴连忙起身，躬身行礼道：“臣必定竭心尽力。”

朱慈烺很满意廖兴从来不讨价还价的工作态度。

自从西汉以来。黄河就不断地侵犯淮河。当国家太平的时候，政府能够有余力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即便发生了水患也能赈济灾民。一旦国家有事，精力放在其他方向。黄河就会露出其凶狠的爪牙。

唐宋以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挟裹着万亿吨泥沙涌入东部平原地带。泥沙淤积，河道被填为平地，河水自然漫溢，也就形成了不能耕种庄稼的黄泛区。

弘治四年，黄河在曹州黄陵岗、金龙口等七处决口，洪水北行在张秋进入会通河。北上的漕船、货船都被堵在张秋。弘治帝命副都御史刘大夏堵口。刘大夏制定并实施北堤南分的策略。在他主持下，朝廷兴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长五百余里的黄河北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