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影响力却仍旧还在。

在这核心的八族族长之外，还有其他家族的族长。请这些人倒也方便，因为有祠堂就有族长，认准了绝对没跑。而且位次也好排，只要看谁家的祠堂大，就知道这族人家的影响力了。

麻烦的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乡中老人。他们往往地位有限，并不隶属于某个宗族。或是外来没有几代，根基尚浅。或是族中没有撑腰的宗亲，立不起祠堂。只是出于尊老敬老的传统，皇太子下乡的时候肯定要请他们出面。地方上宿老越多，越证明政治清和，官员也有面子。就跟后世领导喜欢看红领巾小朋友一个道理。

最外围才是各村的村老、农老，一直排到了亭子外围几圈。

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朱慈烺步入正题，人也变得严肃起来：“诸位老丈，地方府县是否照制安民休养，可曾骚扰乡里？”

在座老人纷纷摇手道：“任丘县与民休息，开仓济粮，兴修水利，劝农垦荒，更是清廉刚正，不贪百姓一分一厘，实乃天下数得着的好官啊。”

任丘知县听了，心中高兴，却脸红到了耳根。他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只是一项项按照皇太子殿下的规划书去做罢了。

“任丘知县做得不错，诸位是否也该帮衬一番？”朱慈烺挤出一个微笑。

众族长一听，以为皇太子这是开口要钱，纷纷表态：只要国家有用，要人出人，要物出物，绝不吝惜。

这也是刚经过战乱，皇太子等于将他们从水里捞了上来，否则哪里肯如此光棍。

“我旁的不要，只要一条：订立乡规民约，各氏宗族奉行如同国法！”朱慈烺掷地有声道。

一阵冷场。

边氏族长年高德重，起身秉道：“殿下，鄙乡原有不少乡规民约，也都是奉行如国法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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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章宣威布德民大悦（十四）

如果将宗族视作一个个小王国，那么这些小王国和大明一样，有“律”和“例”两种约束性规范。

其中“律”主要来源三本书：

首先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此人是复圣颜回的三十五代孙，对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并不大，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却是极大，真正发扬了治家之学，也是后世“家庭教育”的指导手册和评判标准。

其次是司马光所作《家范》，此书在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南宋宰相赵鼎就曾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最后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礼》。他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十分详备，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时代，这三本书也是汉族（包括汉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规范。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理学成了国学，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

正因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极度相近，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才能保持稳定，依靠舆论互相监督，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不为倡优牙人——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因为乞丐还是良民，而倡优则是贱民；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这是有私怨家仇的。

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

至于“例”则有针对性，往往是本族与外族之间的约定。更贴切“乡规”两字。比如两个宗族之间约定对某处水塘的开发利用，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条道路、下地干活衣服如何摆放不至于错拿——耕读传家的农民不同于没有“只耕不读”的农户，他们下地干活前要换上劳作时的褐衣，在收工回家时再换上居家的常服。

这些看起来的确有后世地方法规的味道，但朱慈烺要的却是官府介入。

“我沿途走来。也看了不少乡规民约，只感叹畿辅之地，教化风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朱慈烺道：“因此也想，若是这些家规族约能够普及天下，岂不是天下皆能沐浴教化？”

若是在一个有电视、有网络的时代，听到这些话，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质疑：莫非别处的家规就蒙昧不化么？

然而在这个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本县县城的时代，加上对本宗族的自豪感。在场众人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皇太子说得有道理，我们到底是天子脚边的百姓，与那些千里之外的蛮子不同。

朱慈烺捧完之后，又道：“故而我想，日后各宗族订立族规家法，让亲民官也参加进来。一来这些亲民官多是外地人，不知道本地规矩，看了这些乡规民约。不会硬搬家乡规矩，坏了一方风俗。”

在场老人经历过的县令怕不下二十余任。闻言纷纷点头，大为赞同。

“其次，也让亲民官择些要紧的条目，从一村用于一乡，乃至于施行全县。此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不少老人咧嘴而笑，谁不希望成为一方表率？若是全县都用自家的规矩。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表明自家最为懂礼么！

“诸位老丈，各家的规矩是怎么订出来的？”朱慈烺好像恍然大悟一般，这才转过话头问道。

老人们纷纷进言，讲述自家的规矩如何订立。

无非是召开亲族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