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朝廷支付薪俸，总员在十六万人以上，的确不多啊。”

崇祯放下报表，道：“朕当日就跟你说过。给吏员开公食银简直是浪费公帑。这些银子本来就该是官员自己出的。”

“然后这些人都成了官员的私人，欺上瞒下。败坏风气？”朱慈烺摇了摇头：“父皇，国变之事并非简单的兵战不利，我朝体制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各县行政能力强，首先不会因为天灾而绝收，其次也能保证赋税，不至于国库彻底空虚。最起码不会发生民变。这恰恰是甲申国变的直接原因。”

崇祯默然，再看下去只有黄淮治水、赈灾开销三百万两一个大项。这也是个无底洞，只要国库有钱，就得往里扔。其次就只有民生大项里的基础建设，支出一百四十六点八万两。这基本都是民役和材料钱。真正苦工主力都是服刑犯人，省了很大一笔工钱。

“这样算下来……去年岂不是入不敷出？”崇祯叹道。

崇祯二十一年全年的财政收入高达五千四百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曾让崇祯兴奋了足足两天两夜，做梦都合不拢嘴……直到今天看到了支出明细。

“总支出五千五百九十七万四千两，”朱慈烺道，“去年国库亏空一百六十七万四千两。”

崇祯心口一痛，道：“这些银子可是一分都没有算宗藩和内帑。”

朱慈烺的削藩计划受到了或明或暗的抵触，并没有能够形成法律。不过册封权在皇帝，发放禄米的权力在户部，崇祯不册封亲王，户部不拨款，宗亲闹得再厉害也没用。其实崇祯的意思正是这样消极拖着，反正这也是万历之后的传统。

“是儿臣思虑不周，今年开始，国库每年给内帑输入三百万两。”朱慈烺笑道：“过去的就算了吧。”

明朝的内帑和国库就像是拔河比赛的两头。皇帝强势的时候，能从国库捞到银子。内阁强势的时候，宰辅就能把内帑挤空。崇祯皇帝则是个外强中干的皇帝，看起来强势，但内帑早就被国库吸空了。

“三百万两……是不是太多了点……”崇祯颇有些不好意思。

“没关系，父皇拿了这三百万两，把整个宗藩都负担起来了，日后不用国库另外支出。”朱慈烺道。

崇祯盯着朱慈烺的脸，心中暗道：虽说由帝室负担宗藩，但你之前就说过，不给宗藩一呃铜板……这不是等于吞没了宗藩的银子？

朱慈烺倒还没这么黑心。他还打算用这笔银子建立一个宗室基金，保证穷苦宗亲的生活，以及宗室子弟的教育问题。

“今年，能不亏空了么？”崇祯放下手里的报表，纠结问道。

“父皇，收入还有增加的余地。”朱慈烺道：“今年开始要收正税了，这笔收入将近三千万两，如果运气好，还能更多些。”

崇祯重重吐了口气，道：“这样国库也能有所结余。”

朱慈烺面带微笑，似有若无地点着头，好像对此十分赞同。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人，朱慈烺深知银子埋在土里就等于没有，所以绝不可能看着国库丰饶，银钱堆积。实际上今年虽然可以收到近三千万两的正税，但去年财政最大收入是三千五百万两的“赎罪金”。

其中两千万两来自南京勋戚，一千万两来自郑芝龙，五百万两来自大大小小的势家。这笔收入可是一锤子买卖，今年不可能再有。

而去年的卫生医疗支出只有三十万两，还集中在京师，以及各地的天花接种费用。今年在卫生总署成立之后，首先就是一笔八十万两的公共卫生、防疫宣传计划，一年三百万两能够打住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行政开销和军费恐怕还要进一步扩张。因为平定了辽东，今年的战略方向势必要放在南洋势力范围的争夺和控制，这就需要造船，造大船，造很多大船。所以军费只有增加，不可能少下来。

行政开销方面则是各地巡检司建设。现在地方安全全靠军队，这显然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巡检司必须建立起来，让主力部队去面对更凶残的敌人。如果平均每县五十人的规模，全国巡检司就要七万五千人，从饮食着装到装备训练，人均年消耗十两银子，那就是七十五万两。

——嗯，这样就对了，崇祯十九年和二十年的积蓄也能用掉了。

朱慈烺心中暗道。

相比崇祯皇帝对节流的热衷，秉持皇太子理念的户部却是更注重开源。

姚桃高坐户部大堂首座，面对下面各清吏司主事，拿着报表道：“盐税去年开得晚也就罢了，茶税只有一百二十万两，这是绝对不够的。哪怕浙江一省给出这个数字也太少了！”

国税总署名义上是独立部门，但姚桃实在太过强势，竟然将这个部门变成了户部的下级部门，成了财税版的东厂与锦衣卫关系。这就导致了行政框架上的不稳定，有些总署级别的衙门等于部寺一级，有些却跟清吏司主事一个待遇。

主事们纷纷应道：“我朝茶法的确太松，当从茶田着手监管，凡是出了农户之手，就要收税。”

“当效仿盐税，不能姑息。”又有人道。

姚桃道：“发文国税总署，盐茶烟酒四项必须从根子上抓起来。都说江南田土多种烟草，烟税却才一百五十万两。跟税官们说清楚，若是今年数字不能有起色，非但户部要查他们，我还要都察院也来查查，到底是哪里的耗子在偷税！”

众人见主官发怒，纷纷噤声。

姚桃没有理会，手中炭笔往下划着，道：“市舶司的海关税收五百万两，这个是合格的……瓷器出口二百万两，这个少了，如果江西没人烧，我们自己去设厂烧瓷！便宜的陶碗少烧点，多少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