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如见花的****之感。真实大自然的无偿奉献，大自然的无益奢侈。它从没有哪一次能像今春这样美得如此妖艳。自然难道要再次征服大地？不快的疑惑涌向我的心头。

不过，今年春天的华丽非同寻常。菜花的黄，嫩草的绿，樱花树干水灵灵的黑，骑在树梢上那阴郁的花的华盖，都成了带有恶意的艳丽色彩映入我的眼帘。这是色彩的火灾。

我们争论着无聊的法律问题，走在樱树丛和池塘之间的草坪上。那时，我很喜欢Y教授国际法教学的讥讽效果。空袭之下，教授从容不迫地进行他那没完没了的国际联盟的讲解。我似乎觉得在上麻将课或国际象棋课。“和平！”“和平！”这个始终像远方响铃一样的声音，我只认为是自己的耳鸣。

“关于物权要求权的绝对性问题……”

黑大个，只因肺浸润十分严重才没被拉去服兵役的农村出身的学生A发了话。

“算了，算了，没意思。”

一看就是个肺结核患者的脸色苍白的B马上挡住这话题。

“空中有敌机，地上有法律……哼……”我不禁冷笑着又说，“也许是天上有光荣，地下有和平。”

不是真肺病的就我一个。我装成了心脏病。那是个需要勋章或生病的时代。

突然，一阵用力踩踏樱花树下杂草的声响止住了我们的脚步。发出声响的人看到我们后，好象愕然一惊，是个身窗肮脏工作服、脚拖木屐的年轻男子。之所以看出他年轻，不过是因为他的战斗帽下露出了五五开的头发的颜色，至于那浑浊的脸色、稀疏邋遢的胡子、满是油垢的手脚、脏兮兮的咽喉，都显示出了与年龄没有任何关联的凄惨的疲惫。男子的斜后方，一个年轻的女子怄气似地低着头。她打着垂髻，上身穿国防色罩衫，下身穿崭新的碎白点花纹布的裙裤，给人以奇妙的新鲜感。这肯定是民工之间的幽会。他们今天没去工厂却来看花，像是偷懒。他们看到我们而大惊失色，大概是以为来了宪兵吧。

这对恋人用眼皮上翻的讨厌的眼神瞟了我们几眼，走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无心开口说话。

没等樱花盛开，法学部便再度停课，学生被动员到距S湾数十里外的海军工厂。在同一时期里，母亲和弟弟妹妹疏散到了郊外有个小小农场的叔父家。东京的家中，剩下了一个老成的当学仆的中学生照顾父亲的生活。哪天断了米，学仆就用研钵研碎煮过的大豆，做成像吐泻物似的的糊，和我父亲共同餬口。他趁父亲不在时把储备的一点点副食品尝了个遍，搞得满地碎末。

海军工厂的生活很自在。我从事的是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和挖洞。我和台湾的童工一起挖掘零件工厂疏散用的横向坑壕。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妖们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教我说台湾话，我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坚信台湾的神能保佑他们的生命不被空袭夺去而且有朝一日会把他们安全送回故乡。他们的食欲达到了有违人道的地步。一个手脚麻利者躲过当厨的眼睛搞来的米和菜，被他们用多多的机油炒成了炒饭。我谢绝了这带有齿轮味道的美餐。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园子的书信来往已渐渐有了些特别的意思。在信中，我全无顾忌，既胆大又勇敢。一天上午，当警报接触的汽笛响过我回到工厂时，读着放在桌子上的园子的来信，我的手直打哆嗦。我任凭自己处于轻微的酩酊之中。我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信中的一行文字：

“……我思念着您……”

人不在，鼓起了我的勇气。距离，给了我“正常状态”的资格。就是说，我掌握了临时雇用的“正常状态”。时空的间隔，将人的存在抽象给人看。心中对园子的一味倾倒以及与之毫不相关的脱离常规的肉欲，由于这种抽象化而成为等质物，在我的心里合二为一，把我的存在无矛盾地固定于每时每刻之中。我自在。每天的生活不知有多么痛快。有传闻说，敌军即将在S湾登陆，势必席卷这一点。于是，死亡的希冀，再次而且比从前更浓烈地弥漫在我的身旁。在此状态下，我确实“对人生寄予了希望”。

4月过半的一个星期六，难得一次我被批准在外过夜，变动身回了东京的家。原打算到家后从自己的书架上挑几本在工厂读的书，接着马上去母亲居住的郊外并在那里住一宿的。可是，当电车在途中遇上了警报因而一会儿停一会儿开的时候，一阵恶寒突然向我袭来。我感到了强烈的头晕目眩，火辣辣的无力感遍布全身。根据以往多次的经验，我知道是扁桃体发了炎。我刚进家门，就吩咐学仆为我铺好床马上休息了。

不多时，楼下传来了女人的喳喳声，振动了我那突突跳动的滚烫的额头。听见有人上了楼然后小跑过来。我微微睁开了眼。大花纹和服的下摆出现在眼前。

“——怎么啦？这副狼狈相。”

“哎呀，原来是千子。”

“只哎呀一声算什么？咱们都5年没见了。”

她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名叫千枝子，亲戚间只顺口“千子”“千子”地叫她。她大我5岁。上次见到她，是她举行婚礼的时候。听说去年她的丈夫战死了，打那以后她变得有点神经质似的快活。确实，眼前的她完全是一派无法让人表示哀悼的快活劲儿。我惟有惊讶地沉默了。心想，把一大朵白色的假花插在头上又何必呢？

“今天有事来找老达，”她把我父亲的名字达夫叫成老达，接着又说，“为疏散行李的事来求他。听我爸说前不久在什么地方遇上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