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数据折算比例进行征收的。

　　而是朝廷户部早就提前根据当地田亩质量、户口数额的实际情况，给各省各府州县定好了田赋岁额的具体数目。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十税—”、“二十税一”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比如假设朝廷认为你山西一年就应该产出一千万石粮食，现在又假设就按昭二十税一。

　　那好了，你们山西今年应该交五十万石粮食，这个额定数目摊牌给山西巡抚和山西布政司，现在就由他们去征收执行了。

　　他们自然是往下一级一级摊牌给各府州县，以及布政司的派出机构……督粮道，由最基层的里长、粮长征收。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必须把这个额派税粮给收齐了。

　　有时候摊派到最基层，会将各民户分上、中、下户，由所谓“较富裕的上户”来统一纳粮交税，交不齐就需要自己补齐，所以被摊派到的所谓“上户”，轻则大出血甚至破产，重则家破人亡。

　　“入仓交纳，又被积役之苛求，踢斛淋尖一，风扬日晒，无钱买补，忍苦罚椿。”

　　当时的老百姓都是想尽办法不愿意被定为上户的，如果地方官跟哪个人有仇，就将其定为上户，一番折腾，能轻而易举让其家破人亡。

　　如果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户口逃亡，地方官府真的没法收齐，那就先欠着，留待今后继续催征，例如江南的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就这样一年拖一年，永远追征不完。

　　看到这里，朱高煦都能猜到后面会产生出催征的现象，果然在他继续往后看去后，立马看到了许多丧良心的事情。

　　不过比起催征催收，更丧良心的还是加耗。

　　所谓加耗，便是各级官府在朝廷基本田赋的基础上的加征。

　　因为征收、解京的过程中确实有一定的损耗，这些损耗自然是由老百姓承担，这就给了各级官府一定的操作空间。

　　为了维持各级官府越来越大的各项开支，只要地方官府能把朝廷额派田赋交齐，那朝廷往往会对加耗予以默认，甚至出台规定各省直相应的加耗比例。

　　比如浙江每粮一石加耗七斗，一石等于十斗，等于百姓要交一石七斗，多出太多负担。

　　看完这些，朱高煦只觉得有些棘手，因为他清楚这些只是表面，实际上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还容易遭遇到各种官府衙役的为难。

　　在朱高煦了解的明代官府手段中，甚至为了征收贪墨更多粮食，创造出了一个“淋尖踢斛”的名词。

　　所谓“淋尖踢斛”，是指老百姓交纳粮食时，官府用大斛做量器，为了多收米谷，会把米谷在斛中堆起成尖，接着便由仓斗官吏踢上几脚，踢完后还必须要求余下的粮食符合征收要求。

　　其实这是非常有技术性、专业性的一项工作，普通人干不来。

　　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其实一向都由官府留下，按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私分了，或者充为基层官府的公费。

　　别小看这么几踢，按正统年间户部的估算，这一份“尖米”，与“正收”的比例，起码是每石要占四五升之多。

　　到了成化年间整顿财政，倡廉反腐，户部颁布标准，将“尖米”打入“正收”。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官府在具体操作时，又来个“尖上加尖”。

　　整个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耗比例越来越大，淋尖踢斛的操作永不过时。

　　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吏部官员陈伦的奏疏就说过，洪武时，夏秋二税都只需要交正耗，后来因为要运至北京，每石加耗二三斗，再后来就增加到六七斗以上了。

　　地方官府征收的时候又摊派索取各种费用，还全部按照淋尖踢斛的办法征收，如果按照额定的正税计算，实际征税已经是额定的两倍多了。

　　奏疏下户部商议后，户部建议规定各省的加耗比例，并重申只有正粮用尖斛，加耗粮要用平斛，但各地官府却并没有告知百姓，所以请求朝廷榜示百姓。

　　最后明英宗却并没有同意，说明他是清楚知道地方官府是如何加倍盘剥百姓的，但却认可这种做法。

　　当时收粮的仓斗级役吏，一般用各卫精壮军人，这差使很多还是出钱买来的，来办差就是为了再赚一笔，而各府、州、县官也通同粮里长作弊，竭尽可能地盘剥老百姓。

　　他们征了百姓二石粮，却只给朝廷一石，到最后骂名却由朝廷来背。

　　这种现象除了在洪武年间被整治，其余时间无不如秋后蚂蚱，越蹦越高。

　　哪怕如今，朱允炆仅当了两年皇帝，地方上的官员就已经开始吃的脑满肠肥了……

　　“还是得培养足够多的基层官员，决不能继续依靠胥吏和地方乡绅了，另外币制更替也得加快。”

　　看完了户部的文册，朱高煦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他简单算了算，以当下大明耕地约四亿亩来算，即便每亩亩产只能达到一石，可只要能收上来十税一，朝廷就可以从耕地之中获得近四千万石的粮食。

　　可是只要是粮食，就会有“淋尖踢斛”这种事情发生。

　　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底层胥吏和官府贪官狼狈为奸，以公谋私所致。

　　这种事情不管怎么换人，还是会发生。

　　如果想要尽量避免，就应该从实物税改变。

　　另外，户部定下的摊派也有很大问题，各省的摊派朱高煦仔细看过，山西定的太高，浙江、江西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