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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圣贤之徒,真能做到一尘不染,在日常生活中永远出不了圣贤之徒。徐义在自己的口袋中也难免有两只烘干的馒头、一把萝卜干,有时还把一包盐、一碗咸菜带回家去,这种合于情理的贪污,囚徒们倒也谅解,不加苛责。
另一条嗓音粗鲁专断,很有些权威性,它属于“提控”陶成所有。陶成生得仪表不凡,颌下一部络腮胡子,根根倒竖,双目炯炯,两只招风大耳,暑天中简直可以当扇子扇风。有人说他是封侯之相,也有人给他算过命,如果投笔从戎,可望做到都统制,他也颇以此自负。可惜当年刘鞈在真定招募“敢战士”,他去应考,骑射举重,都考了下中、下下,不得已降格以求,在深州当一名狱吏。毕蟠看中他办事认真,把他带来真定,升官一级。本来是专管马扩一案的干系人的,后来他自封为王,样样都管,惹得同僚侧目,只是碍着毕蟠的面子,让他三分。
每天上下午,他都要提一大串钥匙,弄得哗啦啦地响,打开了一道又一道的木栅门,然后放大嗓门,用短促的强音吼道:“放风啦,犯人们挨次出来!”
他特别强调“挨次”,这个次是他排定的,囚犯们出来后,要排好队伍,随着他举起的拳头,东弯西走,乱了行列,乱了次序的,他照例是一拳头下去,吼骂一声:“死囚攮的,你瞎了眼睛折了腿,走到哪里去了?”
所有这些,本来并不需要他亲自执役,但他一个基本原则是“亲民之官”一定要经常在直接管辖者面前露面,才能显得他的权威性。他用粗暴的语言和强烈的吼骂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很少用鞭子,拳头也是举得高,放得轻。只要肯承认他的权威性,有事与他商量,还是讲得通的时候居多。再加上放风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项人道的措施。他每天准时开栅,按时关栅,保证了法定的放风时间,有时情绪较好,还肯适当地延长片刻,这一些,囚犯们也都感激他。
在一般的犯人中,唯一不承认他的权威性,敢于和他顶撞的是巩仲达。有一天,囚犯蔡俊触怒了他,在暴怒中,他喝令小节级把蔡俊吊起来打,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还不肯放下来。巩仲达跑去责问他,凭哪一条可以这样毒打囚犯?后来进一步问他,《大宋会典》中有没有“提控”之官,是谁任命他的,他有多大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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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自己对律法官制一窍不通,巩仲达问出来的话,句句都有根据,理直气壮,何况他背后还有全体囚犯以及部分不服气的狱吏的支持。陶成只好让步了,把蔡俊放下来,还向巩仲达作了变相的道歉。在此以后,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