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平等。少数富有的家族掌控着市政府，他们抱有典型的富有市民的政见。有趣的是，比起英国，德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相当少（瑞士除外）。德国的富有市民在政见上非常反对贵族，因此，他们不像英国的富有市民一样离开城市，到乡村里去做乡绅。在德国，富有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强烈对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estate），并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

图3 1368年，奥格斯堡市政府移交给手工业行会。素描出处：Das Behaim Ehrenbuch der bürgerlichen und zunftlichen Regierung der hl. Reichsstadt Augsburg（1545）；翻印自：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虽然如此，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无尽的争斗和突如其来的暴力冲突的年代，城市对于逃难的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围墙的安全之地。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否是一个特别暴力的社会，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是否同样充斥着暴力，历史学家们对此看法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德意志皇帝作为中央权力的代表，他的表现过于软弱，无法维持和平。比起权力更加集中的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中支离破碎的领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诸侯应负责自己领地内部的和平，允许在诸侯领地之间打仗，敌方可以是王国内的任何人。这个观念同时反映并证实了王国政治的碎片化。从15世纪中叶起，王国的一些诸侯开始聚集起来，形成“圈子”（circles），或在特定的地区结成同盟。

在13世纪的德国历史中，东部殖民运动占领的斯拉夫地区尤其重要，它反映了人口扩张的压力。1226年起，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条顿骑士团（Knights of the Teutonic Order）与异教徒斯拉夫人进行圣战，并开始在遥远的东北领地建立邦国。普鲁士邦国由骑士团团长统治，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从维斯瓦河（Weichsel或Vistula）到默麦尔（Memel）之间的区域。15世纪，条顿骑士团开始衰落。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被波兰人击溃，矛盾继续激化。最终，条顿骑士团在持续13年之久的战争（1453—1466）中惨败，让其不得不成为波兰的附属国，并交出了包括但泽（Danzig，波兰语Gdansk）在内的西普鲁士。1525年，条顿骑士团总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改信新教，由此切断了条顿骑士团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成了现在世袭的普鲁士爵位的第一任日耳曼公爵。1417年后，霍亨索伦王朝（起源于施瓦本，那里至今还能看到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入主勃兰登堡边区，或者说是边疆领地。这些相对来说城市化水平不高、欠发达、经济落后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殖民地区，随后支撑起了这个主导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意志历史的强大王国。在这些地区的庄园中，一个握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容克地主阶级（“Junker”，从“Jung Herr”而来，意思是“年轻的领主”，可能因为他是小儿子，没有家族土地的继承权，于是来到东部的殖民地区寻找发迹的机会）—悄然兴起。这个团体对后来普鲁士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环境和命运的改变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直到其经济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殆尽。

图4 马林堡（Marienburg）：建于1280年，1309年起成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的宅邸，1324—1335年经过了若干次扩建。出处：Die sch?ne Heimat。

1200年至1300年期间，日耳曼的人口从800万增加到了1400万人。快速的人口增长对农民境况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些占领了东部新殖民地的农民享有了很大的人身自由。不过很快，14世纪日耳曼人口就开始下降了。1348年至1350年蔓延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或称黑死病（Black Death），加剧了人口的减少。和英国一样，德国的许多村庄被废弃，耕地面积也减少了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为了躲避迫害而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经常在疾病蔓延的地方被当作替罪羊，他们被指控在水中下了毒，成为集体泄愤的牺牲品。许多犹太人因此移民到了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意第叙语（Yiddish）从某个方面来说，就是中世纪晚期德语的一种。在更为古老的德国西部，劳动力的短缺带来了农民境况的改善，因为领主们试图留住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而在东部，因为领主们试图从较少数量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之前相对自由的农民们却发现劳动力剥削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受限制。于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出了晚于德国西部的“第一次”农奴制的所谓“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