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运动相似，有的和它一样，有的受它启发，有的直接反对它。18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学复兴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毫无疑问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及同时代的席勒。他们一起反击了德语受到的诋毁，证明德语也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歌德早期的诗歌包含了对爱情、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的创作。其风格多种多样，从早期的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这个词来自于剧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义，歌德不仅写过诗，还创作了剧本、小说、散文、自传。他的作品类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天才的出现往往让人忽略环境的作用，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宫廷中的低级官员以及小邦领主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赞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玛。这些来自领主的支持促进了18世纪晚期文学的兴盛。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这个词总是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联系起来。赫德反对早期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崇拜，提出文化区域的概念，德语中称为“Volk”（即民族，和邦国这个政治单元不同）。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自成体系。这就使德意志文化中的某种爱国自豪感成为可能。赫德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憎恶，文化民族主义使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平民大众的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这就引发了浪漫主义运动以及19世纪人们对民间故事的喜爱，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就是受其影响的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义最后提出了一个观念，即文化上的民族（the Volk）和政治上的国家（the state）应该是同义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为后来更为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付出了代价。

在另一个领域，18世纪的德国也诞生了许多不朽的成就。只要把18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名字列出来，就基本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古典音乐史，他们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儿子尤其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以及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亨德尔在英国定居（因此把他德语名字中的变音符都去掉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主要在天主教的维也纳生活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已经是德国北部新教音乐的代表人物了。1723年起，他在莱比锡的圣多马教堂担任教会音乐指挥，每周为礼拜仪式谱写曲子。这虽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在这两百多首礼拜式乐曲中，许多曲子的质量如此之高，令人惊叹。不过，巴赫最负盛名的还是以下这些充满数学之美、包含宗教情感的伟大作品：《B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圣诞节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要求技艺精湛的管风琴前奏和赋格。和歌德一样，不管之前的音乐传统和工作环境如何，巴赫的天才让他反对任何简化的方式。

18世纪末，德国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国人至今引以为豪。新的文化潮流正在发展，帝国风格取代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浪漫主义运动取代了启蒙运动，但即使邦国内的改革如此之多，德意志的政治体系仍然如中世纪时支离破碎。真正的政治变革，其主要推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8世纪，德国的一些邦国发生了改革运动。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制订了许多方案，试图将行政体系现代化并改善当地经济。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不断变化，可能与改革并不相关，不过领主和官僚都在审查并实施各种方案，来改善当地政府的运行。例如，普鲁士于1763年颁布了《乡村学校规程》（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将初等教育义务化，1766年又进行了区划改革（Landratsreform），1770年实施行政改革，1766年关税和消费税改革，1765—1770年农业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编撰、1794年出版普鲁士法典。普鲁士法典的出版确立了普鲁士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性质。1763年后，只有军队未进行改革。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约瑟夫二世特别关心的教会和农业改革，也毫不逊色。不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在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领主没有意识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于是，比领主更了解社会现实的官僚们，只得绕过甚至哄骗领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实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的政绩如何，由于他们的半集权、半官僚、半专制、半启蒙的统治性质，邦国中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小邦国中，领主与社会的脱节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其统治的领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语言组成也较为单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领地，以及程度稍轻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因此民众更为同质，更好管理。小邦国关乎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