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作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对犹太人歧视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使其达到欧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粹政权激进外交、战争和种族屠杀。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我的奋斗》和当时尚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凡尔赛条约》、吞并奥地利、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卫星国、在占领俄罗斯前与法国作对、最后主导世界，而英国则是德国要保护的小伙伴。很明显，至少在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需要德国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广泛支持。实际上，1930年后，在布吕宁政府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已不再是施特雷泽曼时期较为谨慎的和解风格了。新的、更偏向对抗的外交风格发展起来，从多边协定向双边政治和经济协定转变，主要以扩大德国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部的影响为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但速度更快了，希特勒也更加野心勃勃。无论如何，将希特勒送上台的旧精英阶层仍然与希特勒政权维持着原有的合作，并伴随着一些矛盾和分歧，直到1937—1938年的冬天。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起，重整军备一直在暗中进行，并向各方征集扩大军备的不同方法。希特勒在上台不到十天内，就向将军和内阁表示了他的意图。一开始，德国对重整军备遮遮掩掩。1933年发行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又委婉地将制造坦克说成是“农业拖拉机计划”。1934年，德国生产炸药、轮船和飞行器，这些行为均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但军队却予以支持。1935年3月，希特勒向世界宣告，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空军，并公布了总体的军备状况和征兵制。同时，希特勒和一些国家单独达成了协议，想要以此代替集体协议。他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1933年10月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4年1月，不顾外交部的劝阻，希特勒与波兰达成了十年期限的《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1月全民公投后，萨尔兰于3月回归德国。1935年4月，德国的重整军备遭到了英、法、意成立的“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和国际联盟的谴责。但英国和德国在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中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德国依照协定，将扩大自己的海军队伍至英国海军规模的1/3。虽然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奥地利的纳粹党试图于1934年发动政变，陶尔菲斯总理（Chancellor Dollfuss）遇刺身亡]，但希特勒还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非常崇拜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因此有一段时间在与奥地利有关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无论如何，斯特蕾萨阵线本身并不牢固。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同时两国的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群众的不满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希特勒因此受到鼓舞，并抓住机会实施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着险棋。1936年3月，德国向莱茵兰派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