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小学（孩子们用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以及阿南团队展示的、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的太阳能灯和简易净水器。阿南的讲解侧重于技术如何改善平民生活，刻意淡化了其可能的军事应用背景。科林斯观察得很仔细，问了几个专业问题，但未多做评论。

晚间，老刀安排了一场简单的接风宴，食物是本地食材，朴素但用心。席间，科林斯似乎放松了一些，与陈野聊起了他过往在一些战乱地区工作的见闻，感叹“和平与发展之不易”。陈野则分享了控制区内一些普通民众在战乱中失去亲人、如今努力重建生活的故事，话语平实，却自有力量。

次日，会谈进入更深入的阶段。科林斯带来了更详细的“合作路线图”草案，其中包含了“建立常设联络办公室”、“逐步推进社区级别的小型发展项目”等中长期设想。然而，在草案附件和科林斯随后的口头阐述中，那些核心条件被以更系统、更“专业”的方式包装后再次提出：

——“为确保援助环境的安全稳定，建议逐步降低武装可见度，特别是在平民聚居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周边。”

——“为建立国际社会对援助资金使用的信心，建议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制。”

——“考虑到区域整体稳定，建议贵方公开承诺，不以武力方式改变现有控制线，并积极参与由联合国或相关区域组织倡导的和平对话进程。”

这一次，陈野的回答更为直接和坚定。

“科林斯先生，”陈野放下手中的草案复印件，“我们感谢联合国机构为帮助这里的人民所做出的努力和提供的方案。对于医疗、教育、生计方面的具体合作项目，只要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和自卫权利，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推进。”

他话锋一转，目光直视科林斯：“但是，关于降低武装可见度，我们的武装力量与民众生活紧密结合，民兵亦农亦兵，他们的存在是社区安全的一部分，也是抵御外部袭击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无法接受因为援助而削弱自我保护能力，这将置人民于危险之地。”

“关于第三方审计，对于纯粹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使用，我们愿意接受合理的监督。但我们的内部财政和治理，属于我们自己管辖的范围。我们可以定期向合作伙伴说明援助物资的使用情况，但审计权必须在我们手中。”

“最后，关于控制线和对话进程。我们从未主动挑起对外的冲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清除控制区内的毒瘤和威胁，保护这里的人民。只要外部势力不再支持那些危害这里的武装团伙，不再试图侵犯我们的安全，我们自然愿意保持现状的和平。至于和平对话，我们始终开放与任何真正有意和平、尊重我们生存权利的方面进行对话，但这种对话不应预设前提，更不应成为束缚我们自卫手脚的工具。”

陈野的回应清晰划出了红线。会议室内气氛一时有些凝滞。科林斯沉默了片刻，扶了扶眼镜，脸上职业化的温和表情未变，但眼神锐利了些许。

“陈先生，我理解您的立场，也尊重您对保护民众安全的关切。”科林斯缓缓说道，“然而，国际社会的捐助方和参与方，需要一定的‘可预测性’和‘风险管控’。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透明度建设和行为约束，可能会使许多潜在的援助方望而却步，最终损害的是本地民众的利益。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一个既能满足援助操作的基本规范，又能尊重本地实际情况的平衡点。”

“平衡点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务实。”陈野毫不退让，“我们可以接受为了确保援助物资不被挪用的监督，但不能接受以援助为名，行干预内政、削弱自卫之实。如果某些援助必须附带这样的政治条件，那么即使我们迫切需要，也只能遗憾地放弃。因为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任何援助都无法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发展，这里只会再次沦为野心家的猎场。”

谈判陷入了僵局。老刀适时地提议暂时休会，让双方技术团队就医疗和教育包的具体细节进行对接。在技术层面的会谈中，老刀展现了灵活的手腕，一方面坚持在物资分配环节必须有己方人员主导（联合国监督员可以观察），另一方面又在药品清单、教材内容（要求避免特定政治倾向）、种子品类等具体问题上做出了务实的让步，甚至主动提出了几个可以优先开展、易见成效的试点村寨。

当天下午，科林斯提出希望单独与陈野进行一次短暂的非正式交谈。两人在陈野那间简朴的办公室内，隔着木桌相对而坐。

“陈先生，我个人欣赏您的坦诚和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态度。”科林斯这次去掉了更多的外交辞令，“我在很多地方工作过，见过各种各样的地方领导者。您和您的团队，确实在努力做一些实事，这我看得到。”

陈野点了点头，没有接话，等待下文。

“但是，联合国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它受到其会员国，特别是主要出资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某些国家对于贵方的武装存在、以及你们在区域内的活动，抱有很深的疑虑。他们倾向于将你们与‘不稳定因素’甚至‘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科林斯压低了声音，“我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评估这种‘关联’的真实性，以及贵方是否具备成为‘负责任接触对象’的潜质。”

“所以，那些条件，不仅仅是程序要求，更是某些国家要求的‘投名状’？”陈野一针见血。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