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低等商籍的呼声，才越来越高。

这也是讨论时最矛盾的地方，所以刘志才会先避开这个坑，转而讨论大家都比较赞同的农业改革。

见众人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不一会儿就总结了许多建议，如今的朝堂议论已不像从前那样勾心斗角乱成一团。

而是有了规范的制度，文官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有文吏将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记录和整理。

然后每人抄送一份，进行逐条研究讨论，如能取得统一意见，便留下来，如果争议太大，会先行跳过免得耽误时间。

到了下午，总算就农业改革方面取得了统一意见。

那就是由农学院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指导意见，然后由当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汇总资料，最后由国家进行全面指导。

具体实施细则不在本次讨论之列，会由相关部门专门进行商讨。

其实这也就是后世的农业宏观调控，并不是刘志想不到，而是十几年前并没有这个基础。

如今也算是水到渠成，而他这个帝王只是从中进行引导，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十几年前的很多政策，都是他仗着强硬的军事背景，直接制定下来的，其中许多政策，并没有得到当时朝臣们的肯定。

虽然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然而时隔多年，满朝公卿们，仍然对此事意难平。

如今的刘志，从最初的懦弱到后来的逐渐强硬，甚至是独断专行，到了现在他已经变得渐渐平和起来。

这种平和，不同于年幼时的懦弱和屈从，完全是一种拥有了绝对权力和威信之后的淡然。

无论是对朝廷的掌控力，以及和朝臣们之间的斗智斗勇，他都已经驾轻就熟。

所以即便他的许多政策和主张并没有宣诸于口，却仍然可以让整个朝廷顺着自己的思路来。

解决了农业政策改革的问题，也就相当于理顺了思路，打开了一道缺口，后面紧接着讨论的工业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宏观调控这个理念一树立起来，就相当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工业发展的问题一样可以用它来解决。

只是这一次负责调查研究的机构，改成了由科学院和工部联合而已，而且除了调控以外，还需要对这个新兴的行业制定规范制度。

虽然手工业古已有之，但在此之前并没有成气候，不像现在会有如此铺天盖地的规模。

为此刘志适时的插嘴，提议各行各业都要建立一个公会，除了国家政策以外，每个行业还要有自己的行规。

这个公会由政府和商会共同开办，同时商部将对此进行监督，以免出现官商勾结的现象。

当然不管什么行业，都要接受御史院的监督，多重交叉的监管制度，才是良好有序发展的基础。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待第一个有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似乎也就没那么尖锐了。

对于整个商人阶层，最重要的同样是规范他们的行为，不能任其为所欲为，扰乱商贸经济秩序。

只要给他们套上了秩序的枷锁，那么这个阶层就不再如洪水猛兽那么可怕。

当然对于身份上的限制还是需要有的，这一点哪怕到了现代也不会改变。

于是众臣一致赞成，对于商业税的细则重新进行修订，对于商贸规则也要制定严格的政策。

除此之外，所有在朝为官之人都不得从事经商，不仅本人不可以，其直系亲属如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等等，一样不能。

他还效法后世某些国家，在刑法里面加上了一条不明财产罪，凡是拥有大量不明来历的财产，又无法说清来龙去脉的一律重罚。

按照其金额大小，轻则削职，财产全部没收充公，重则判流放，甚至是斩首之刑。

而且不明财产不仅包括本人名下的，也包括直系亲属名下的。

此罪名一出，直接轰动了整个朝廷上下。

所有朝廷官员们都没有想到，这场举国瞩目的政策改革，到最后打击得最狠的，不仅仅是商人和农民，而是士大夫阶层。

这个罪名直接堵住了所有官商结合的可能，试想，即便你赚到了大量的财富，可是不能享用又有什么用呢。

总不可能就为了埋在棺材里，带到地下去享受吧。

而对于整个御史院来说，这一条简直就是金科玉律，只要能监察出不明财产，根本就不用再去费心找证据，也不用联合大理寺刑讯逼供。

就这样直接定罪名，简直不要太爽了。

一时间整个御史院闻风而动，人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哈哈，升官发财立功劳的机会到了。

要知道不管在哪个朝代，能够进御史院的人，基本上都是些刺头，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加官进爵，就是那种天生喜欢搞事情的人。

有了这道尚方宝剑，再也不怕那些他们从前掌握了资料却无法撼动的人了。

一时之间心里有鬼的官员们人人自危，朝廷上下所有的焦点，不再集中到商人阶层。

许多人都开始上书，觉得这条政策太严厉了，要求进行修改。

但真正清正廉明的人，不会反对的，反而拍手称快。

刚开始刘志并不理会，随着求情的人越来越多，而御史台那边送过来的资料也一样在迅速增加，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