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当时还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占领。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两者和瓦哈比建立教派的小镇德拉伊耶（Ad Dir'iyyah）完全沾不上边。欧洲在十六世纪开始扩张到非洲、亚洲、美洲，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根本是穷乡僻壤，还在逐渐没落。想要以唯物论来解释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改革运动，认为两者的改革是基于经济环境，这种观点是完全行不通的。

伊斯兰与基督教两种改革运动也许并没有相同的背景，瓦哈比也不是伊斯兰教里第一个禁欲派的改革者。以教法为中心、冰冷的伊斯兰教，与平易近人的苏菲教派，两者之间的冲突可回溯到好几世纪以前。和早期伊斯兰改革运动不同的是，瓦哈比得到族长穆罕默德·伊本·绍德（Muhammad ibn Saud）的全力支持。瓦哈比挑战传统神学，绍德则将它转变为军事行动。瓦哈比的教义会吸引沙乌地领袖，重点在于，如此一来他就有理由侵略邻近的部落，因为在瓦哈比严格的标准下，那些部落需要好好“教化”一番。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攻击其他穆斯林，然而瓦哈比主义提供了一个漏洞：信徒不接受净化后的瓦哈比伊斯兰教就得受死，否则最好去改信其他宗教。沙乌地阿拉伯知名的历史学家表示：“瓦哈比主义形同军事扩张主义，一开始就雷厉风行，靠着刀剑横扫整个阿拉伯半岛。”[2]

也许不尽然都是靠刀剑，还有一条线索可指出十六世纪欧洲与十八世纪阿拉伯宗教改革运动的共同点。根据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文献，将枪支引进沙乌地部落的人就是瓦哈比：“沙乌地各族人不只是在宗教上追随他，俗世的事务也一起跟进，投入战争、抢夺利益、同仇敌忾……他下令德拉伊耶的人学习枪法。枪也是瓦哈比帮他们取得的。”[3]在阿拉伯世界，枪炮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瓦哈比之前，当地游牧民族多半还是以刀剑和弓箭打仗。他也许是个谨守传统的人，努力要恢复纯粹的伊斯兰文化，但他也致力于现代化。

发条军队

在欧洲内陆，枪支的成就是弭平骑士贵族与一般平民间权力的失衡。拿着枪的普通家伙因此有办法撂倒身穿盔甲、手持长剑的贵族，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性，对位高权重者来说，嘉年华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枪在战场上有非常不同的效果——把士兵化为战争这台巨大机器中的齿轮。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清教徒乐见，也极为支持这项转变。

改革运动前，中世纪欧洲人打仗的特点是，贵族骑马带着刀剑等武器，一旁跟着许多步兵；贵族会给士兵充足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尽情玩乐。枪在十六世纪被带上战场，但枪支的功能还很原始，所以军队的阵型要很完整，士兵得受过更多训练。鸟嘴铳和火绳枪非常难瞄准，最好的方式是很多人同时开枪。上膛要花上几分钟，士兵得熟悉整个流程，开枪所需的每个步骤都要反复操练。这种方式不适用老派、单打独斗的“武士”，新式军队的首选反而是苦力劳工，这些人容易训练成呆板规矩、死忠服从的士兵。欧洲嘉年华活动被打压，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军队要求士兵要有纪律，所以禁止他们狂欢作乐。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非自愿被征召而来的，大吃大喝是他们军旅生涯的活力来源。

首先将加尔文精神运用在战争上的是荷兰加尔文派的奥兰治亲王毛里斯（Maurice of Orange）。美国工业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把工厂作业分解成一系列重复的动作，但早在三百年前，十七世纪初期，毛里斯已经设计了三十二个详细的动作，教每个士兵开枪、上膛、再开枪。[4]这个系统性的流程需要不断地练习，包括行军与上膛动作，要熟练到在战场的压力下也能自动完成。毛里斯的系统慢慢成为公认的操课流程，但它的强度远高于实际的练习需求。事实上，操课的目的是要填满士兵的时间，没操课的时候，士兵就被分配去做一些以前的战士不屑做的事，像是挖壕沟、盖碉堡。如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写的：“军队里完全不允许闲散，这与早期的风气完全不同。以前士兵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闲置待命。没上战场的时候，士兵排遣无聊的方式就是尽情饮酒或从事其他玩乐。”[5]军事史家费尔德（M.D.Feld）观察到：“令人讶异的是，荷兰军队制度的改变，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相辅相成。”他指的便是具有加尔文色彩的中产阶级社会。[6]

另一位加尔文教徒——英国革命家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更重视军事纪律。他禁绝士兵一切的娱乐活动：饮酒、赌博、抢劫、玩女人，甚至骂脏话都不准。对一般男人来说，军人是既危险又不愉快的职业，但至少能跳脱既定的生活，能到外地四处玩乐。然而在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中，狂欢、娱乐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台巨大、运作顺畅的机器中，士兵只是一个零件。任何一个爱玩乐的乡下小孩都会被这种观念吓到，但加尔文派的思想家却非常兴奋，认为这些优点可以用在军事外的领域。一位英国的加尔文派牧师提到，具有加尔文精神的军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