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

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萌总裁和郭嵩焘交谈了一番，不得不承认，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你这些想法，完全附和我华国的新学和外交精神，我还是刚才的问题，在清廷推行，有土壤吗？皇家不牵头，光是靠底层的改良，能起到在全国形成大势的效果吗？”萌总裁接着笑问道。

郭嵩焘沉吟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良久才道：“相信朝廷看见华国的改变，看见华国的样板，会醒的。”

萌总裁笑着点点头，“谢谢你对华国的高度评价，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有你们，根本不可能，因为华国是所有人民的华国，华国的权力，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这从上千万的华粹党身上可以看见，华国由华粹党领导，华粹党由千千万万的人民共同组成，所以，华国的代表，是国家利益，怎么对国家发展有利，华国就会怎么发展！而清廷只掌握在少数王公大臣和皇室手中，即便有个别皇室成员像你说的，醒了，但是又能够在皇室中占多大的分量呢？这个集体本来就是建立在金字塔顶端，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单靠个人的力量，能和国家的力量对抗吗？不要说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即便从今天开始，清廷全都醒了，大家都开始改革，开始效法新学，封建大臣们能答应吗？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阶级，他们能答应吗？他们本来可以过着躺着数钱的日子，你让他们全部重头再来，他们愿意吗？就像是你们这帮人，忽然说要顶替一个个总理大臣，大臣们会答应吗？”

萌总裁的话，虽然浅显，却也易懂，关键是无法辩驳。

“还是那句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忠君爱国，是我辈读书人当尊奉的道理。”郭嵩焘慨然道。“总裁，您也是读书人，听闻总裁两岁就中了秀才，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萌总裁笑了笑，接着道：“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国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这种时候，您，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还要明知道是错，故意为之？这是忠君爱国？”

萌总裁的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