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埋葬官僚门阀体制的决心，那么上升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选拔体制还算公平的军队一途，藤原老爷们也乐见祸水外引。

在这种上下一体的集体军国主义浪潮中，任何理性的战略决策都只能为国内的政治需求让路，最后的结局也在预料之中——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日本的病根就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种下的！

明治维新没有根除阶级，而是弄出了一个皇族，贵族，士族，平民，城市边缘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分类共同糅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奇怪分类，使得阶层矛盾无限放大，所以华皇会愈发的觉得伊藤博文厉害的原因就在这里，在伊藤博文的手中，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始终都被控制的很好，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精密的像是设计好的程序，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应该做什么，都是很严谨的。

所以华皇才会选择在1879年这个历史上很太平的时期，华国才刚刚统一，羽翼未丰的时期，就直接杠上日本，就是这个原因，要是华国和日本都按照正常速度发展，以华国的开化速度，受到地域广大，人口庞大的拖累，初始速度是慢的吓人的，肯定赶不上一小坨大的日本速度快，到时候，万一华国走错了一步，日本人跟在哪个列强后面捡到一次便宜，很有可能将华皇的所有战略构想都打断，所以，华皇在华国统一之后，最先把手伸向了吞并朝鲜，继而是砍掉日本九州岛这么一个战略上。

日本现在是还很弱小，以后强大了，他们的社会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各个阶层锁死，年轻人要想有所发展，唯一的道路是去军队，所以，明治维新的本身，就注定了日本人走的就是一条无限作死的道路，历史是谁都无法更改的，所以，华皇从来没有对日本人报以过任何幻想。

当战略目标难以实现的时候，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还是考虑转换目标，或者放弃目标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第一种办法基本只能招致失败，而倭国历史上采取的就是这条路。

拿破仑说过，战略目标的变换需要天才，以倭国当时的平均智力水平来看，显然不够。

倭国人穷志短，鼠目寸光。在侵犯我大中华的战争中，屠光武汉、退回黄河这种假设虽然可行，但是不现实。这个代价对于倭国人来讲实在太大，没准要闹兵变，更别说之后要通过反击来获得政治筹码。

所以，跟华皇这次主导的主动进攻日本，完全是两个概念，虽然华国暂时没有能力分出物资来供应九州岛战场，但是前期60万人口的运送，把华军最精锐的华军第一野战师第一旅调派到九州岛，都是为了长期占领做准备，同时，华军并没有向日本本岛发动进攻的计划。

这一次，李鸿章和轩建章商量之后，对下关城进攻，就是在吓唬日本人而已，这样，会让他们全国生活在担惊受怕当中，迫于华军的强大武力，整个日本的所有县城，村寨，都会布置防御，这么一个小小的农业国家，跟华国玩防御，还怎么发展？

消耗你的人口，让你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给你发展的空间，这就是萌总裁对于日本的抑制政策，李鸿章已经完全领会了华皇的想法。

这就使得华军在战略层面上，始终领先日本人几个身位，并且，只要华军还在日本，这种差距，就永远无法缩小，只会越拉越大，而对于庞大的华国国内来说，一个旅和几十万人口划过去，一点感觉都没有。

【1262日本人从欧洲购入军备】

其实华皇对于，只占领福冈和久留米以东地区，还是占领整个九州岛，并不是很在意，对于日本这种小国来说，把九州岛割掉，不让九州岛进入整个日本的行政区域，这就已经足够了，华国的工业产品有一个渠道源源不断的输入日本，这就足够了，华国的工业体系，即便是初级阶段，同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无关税障碍的情况下通商，就足够把日本洗髓洗到远古时代去。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和沙俄的农奴制改革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农奴制是俄国沙皇眼看西欧逐渐强大而推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由上而下的改革，此时沙皇算是大地主阶级，改革后也没有摆脱其大地主身份，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明治维新同理，其推动者表面是天皇明治，实际上改革真正的策划者并非是天皇，而是壬辰战争中尊王派的原长州萨摩两藩的藩士，代表人物是“后三杰”。

天皇是日本大地主阶级的精神和宗教象征（行政权早已架空数百年），藩士则是日本特色地主阶级——武士的代表人物。故而明治维新的领导阶级也是原先的大地主阶级，他们经由明治维新之后，或者成为政府的职业官僚（藩士），或者成为国家最高宗教和权力象征（天皇），或者丧失土地掌握而换取了大量财富成为财阀（原大名，维新后改称“华族”），实质上由地主转化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华皇之所以允许武士军的存在，一方面是方便消耗九州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重新抬出德川庆喜而铺路，西乡隆盛肯定不能作为傀儡政权的首领人选，而的德川庆喜就不同了。

德川庆喜出生于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家，父为德川齐昭，母登美宫吉子为齐昭的正室，庆喜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七。

1847年（弘化4年）继承一桥家。在将军家定的继嗣问题上，被所谓一桥派拥立，与井伊直弼等南纪派推举的家茂相争而失败。

安政大狱时，受“隐居”“谨慎”处分，井伊死后获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