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道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也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坐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有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仍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来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做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在此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了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